革命文艺的戏剧火种：《晋察冀戏剧研究》的学术突围与文化启示

    贾晓凡

    202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我们站在和平繁荣的时代回望历史，那些蕴含在历史深处光辉的革命火种依旧能够让我们动容。在革命历史与艺术实践的交汇处，赵然教授所著的《晋察冀戏剧研究》将晋察冀边区的戏剧艺术作为一种观察历史与社会的媒介，穿透历史与时空，重新解读革命时期戏剧艺术的复杂图谱。这部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学术力作，不仅全面、立体地丰富了晋察冀戏剧研究的多维视角，还以“开放性体系”的建构，将晋察冀戏剧置于全球文化流动的坐标系中，为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文艺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全新视野和研究范式。

    一、形态演进：从“区域孤岛”到“文化枢纽”

    在现代戏剧的研究版图中，晋察冀戏剧往往被视为延安戏剧的附庸或地方戏曲的变体，其学术研究长期处于“孤岛”状态。所谓“区域孤岛”并非贬义词，只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晋察冀边区戏剧文化所处的“既孤立区隔又高度自洽，且孕育出独特内生形态”的客观阐述。尽管学术界认识到其重要性，却未将其充分纳入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主流叙述中进行关联与讨论。

    赵然以“开放性体系”理论打破这种认知桎梏，通过对散佚资料的深度挖掘，将晋察冀戏剧推向理解中国现代文艺政治演变的重要位置。该书详细论述了延安戏剧、左翼戏剧和地方戏剧对晋察冀戏剧形成的帮助与启示，但侧重点在于深刻揭示晋察冀戏剧在地方精神传承、艺术人才培养和戏剧理论探索方面的艺术实践，将晋察冀戏剧的研究边界从区域艺术拓展至现代戏剧艺术的文化枢纽。

    一方面，该书将晋察冀戏剧作为一个观察原点，深度解读其与延安戏剧、左翼戏剧和地方戏剧的内在联系与融合表达，颠覆了“解放区戏剧自成一体”的固化认知。书中提到的1944年阜平县高街村剧团自导自演的《穷人乐》，聚焦特殊时期的“翻身戏”主题，深刻揭示了解放区人民从饱受苦难与压迫到实现快乐翻身的革命历程，得到了群众和与会领导的高度认可，迅速演变为“《穷人乐》方向”。从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实践到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新方向，《穷人乐》的“翻身叙事”点燃了革命戏剧新的火种，对于延安戏剧的发展进行了一场深邃的精神反哺和价值引领。另一方面，该书中的晋察冀戏剧不仅是考察国内戏剧演进的一个原点，还是全球视野下流动性文艺对话的一个试验场。苏联戏剧及其理论与德国戏剧及其理论也是晋察冀戏剧的艺术对话实践，《巡按》《母亲》等国外戏剧在晋察冀地区巡演，使得“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深刻影响了晋察冀戏剧乃至延安戏剧的创作表达。这一艺术实践将晋察冀戏剧纳入世界戏剧现代性进程，揭示其作为“文化中转站”的隐性功能——当国外戏剧理论通过苏联渠道辗转传入时，晋察冀戏剧成为将其本土化的艺术实践场域。

    二、身体政治：戏剧舞台上的革命主体性建构

    “身体政治”理论认为，身体并非自然产物，而是权力塑造和角逐的场域。政治力量通过一系列手段管理、塑造和展示身体，使其符合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文化规范。晋察冀戏剧作为综合、直观、具身体性的艺术，以百姓日常生活和抗战实践为创作主题，兼具艺术性、娱乐性、革命性和人民性，其“身体政治”的核心功能是建构全新的革命主体性——将传统、分散、落后的农民个体，改造为现代、团结、开化的革命主体“人民”。因而“人民性”是晋察冀戏剧的本质特征，书中对戏剧形式创新的剖析，深刻揭示了晋察冀戏剧人民性的文化政治逻辑和革命主体建构路径。

    书中详解的“活报剧”改革极具代表性。传统活报剧以夸张表演讽刺敌人，而晋察冀边区1941年策划的大型活报剧《跟着聂司令员前进》，创造性加入“观众互动环节”——该剧使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让过去实际参与过战斗的群众参与表演、成为剧中角色。这种“破第四面墙”的实践，实则是将观众转化为革命主体，使戏剧成为“组织群众”的隐形工具。它让群众的身体从被动的观看者，变为主动的表达者和宣传者，在拓展戏剧艺术表演边界的同时，极大提升了群众的政治参与度和战斗热情，完成了从“被启蒙”到“启蒙者”的主体性转换。

    除此之外，书中还从性别文化维度建构解读视角，细腻呈现时代洪流中女性的命运、际遇、抉择与情感，搭建了抗战文艺女性叙述从遮蔽到开放的理解框架，是对前文“翻身戏”的延异。作者赵然对《戎冠秀》的文本细读堪称典范：作为晋察冀戏剧典范的《戎冠秀》是“新妇女典范”剧目，表面看似宣扬“母亲送子上战场”的传统美德，实则通过戎冠秀的身体流动轨迹，揭示其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空间转换，暗合边区“妇女解放与生产动员”的双重诉求。

    《高街妇女做鞋组》《王秀鸾》等作品，均聚焦晋察冀边区妇女解放和自力更生的时代议题。这些女性朴实、坚韧、勤劳、勇敢、热情、聪慧，用双手和智慧托举解放区的“半边天”。当闺房中独有的纺织、做鞋等个体身体活动，转换为集体的公共身体行动，传统闺秀已然蜕变为革命主体——这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空间转换与女性身体活动边界的拓展，更隐喻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革命主体的建构。

    三、燕赵风骨：地域基因与革命话语的共生

    该书最富创见的贡献，是始终将晋察冀戏剧嵌入宏大的时代主题与地域文化坐标中进行全面剖析，深刻揭示了晋察冀戏剧如何将地域文化基因转化为革命话语。作者赵然考证发现，晋察冀京剧常以“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手段，实现地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新空城计》《八蜡庙》等新京剧保留传统京剧和河北梆子的表演程式，强化“抗敌保家”的时代主题；更深层的逻辑在于，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内容替换，而是对燕赵文化中“慷慨悲歌”精神的现代激活——当以往戏剧中的阶级矛盾变为外敌入侵的民族矛盾， 传统“复仇”主题转变为抗日义士叙事，燕赵大地自古以来的侠义精神便被赋予民族解放的新内涵。

    燕赵风骨是镌刻于燕赵儿女生命中的基因密码，燕赵儿女正直、刚烈、勇武、侠义，拥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子之心。晋察冀戏剧对燕赵风骨的转译，在1942年推行的“新平剧”运动中体现尤为明显：通过引入现实主义表演体系，使《将相和》《三打祝家庄》等传统剧目从程式化表演转向现实主义创作。结合书中整体内容可知，这种改革实质是“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解构传统京剧符号系统”，其背后的隐含话语是革命政权对文化领导权的置换。

    近代中国的革命话语伴随近代中国社会的演进而诞生，不可避免要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革的剧烈碰撞中迸发生命活力。燕赵风骨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精神财富，借由戏剧这一艺术实践，成功与近代中国革命话语形成耦合关系。众多燕赵儿女在抗日战斗与戏剧创作的双向互通实践中，使燕赵风骨的时代内涵始终与时俱进，完成了以开启民智、唤醒民族为任务的历史使命，拓宽了革命话语的内容边界。

    四、文化启示：戏剧作为媒介

    《晋察冀戏剧研究》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地域戏剧艺术研究的学术空白，更在于提供了理解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全新方法论。晋察冀戏剧作为文艺火种，播撒于抗战年代的历史细微处，燃起了中国戏剧艺术史的革命浪潮。抗战时期，戏剧的“组织功能”不仅是艺术实践，更为扫盲、征兵、政策解读等政治任务的开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径，这种“文艺+治理”的模式，为文艺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经典范本。同时，该书将晋察冀戏剧作为考察艺术史、革命史、社会史、风俗史的研究原点，通过多维度文化观照让我们意识到：晋察冀戏剧作为中国特色的“革命文艺”，既是文化交流创新的实践场域，又是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既是组织群众的文艺工具，又是促进民族觉醒的催化剂。

    （作者单位：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