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地方性”文化潜能

    杨洋

    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文献史料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性价值及重要意义成为新的学术热点。通过对1979至1999年贵州民间诗群文献的整理与叙录，将1979至1999年贵州这一具体的地域时空背景与贵州民间诗歌的发展状况作为有机互涉的整体进行考察，将有利于呈现新诗发展与社会情态之间的复杂关联。充分关注地域文化、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互动、共生关系，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发掘贵州文化与文学个性、激活“地方性”文化潜能和知识经验，而且能够为中国当代新诗研究提供大量的地方性文学文献和历史事实，有利于进一步展开对当代新诗发展从整体到细部的深挖。充分发掘并阐释“地方性”文学文献，将有利于触摸到更多历史的褶皱处被忽略和遗忘的文学事实，展示中国文学中更为鲜活的历史细节，激活中国当代新诗研究的阐释空间和新的可能。

    通过对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贵州民间诗歌群落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叙录中发现，贵州诗人如顽强的野草在黔地深山里一茬一茬地肆意生长。20世纪50年代“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文学艺术活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启蒙诗派”，80年代的“崛起诗群”“星体诗人”，90年代的“罗甸诗群”“校园诗群”等。其中多为刊物同人因思想倾向和精神气质的投缘集结在一起，而非统一明确的文学主张。伴随着贵州诗歌群落此起彼伏的是民刊大潮的风起云涌，诸如 《启蒙》 《春泥》 《这一代》 《崛起的一代》 《烛光》 《艺术小辞典》 《三签名》 《地铁》 《地平线》 《诗魂》 《大乌蒙》 《现代诗》 《中国诗歌天体星团》 《现代诗选》 《状态》 《大骚动》 《高原诗报》 《零点》 等等。在这条民刊串连起来的诗歌发展脉络中，贵州诗歌群落成员彼此间相处融洽，近乎师承关系，一波接一波的绵延不绝，却又各自独立、各有创新。面对这样的诗歌群落现象，显然不是“空间上的偶然”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对于他们不甘落后地表现出的令人惊异的现代精神和自我启蒙的文学姿态，学者张清华在论及当代民间诗歌地理时就曾有过这样的感慨：“实在是非常值得思考玩味，要么是文化稀薄天高皇帝远的边地，要么是在思想活跃炙手可热的政治中心，在其他地方则很难想象。”对于“中心”、“外省”而言，贵州诗人的诗歌不够“异域”、不够“乡土”、不够“贵州”，显得“不合时宜”；对于贵州本土写作而言，这些诗人指向“中心”的启蒙行动，显得离经叛道，不安分守己的他们同样显得“不合时宜”。显然，面对当代贵州诗歌群落的种种矛盾与“不合时宜”，固有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视野都无法给予他们恰切的观照。

    近年来，学界出于对自身的清醒定位及研究范式的建构，越来越重视“边缘”的文学现象和“地方性”知识经验。事实上，在北京和上海“双中心”之外更广大的区域内，中国作家的生存体验和知识成长往往包含着对中国文学发展极具阐释力度的诸多细节，并且极有可能超出我们固有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叙事逻辑，而拥有了一种以外来文化作为审视参照与基于边缘的生存现实体验的“地方性”思考相交织的眼光，因此，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和发掘将有利于呈现中国作家在面对既有文化资源时所表现出的自身主体的创造性。换言之，现代中国作家的诸多文化选择并非传统观念与西方文化的翻版，而恰恰是一种“地方性”的思考。

    （作者系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汉语言文学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