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儒家书院教育的现代意义

    张周志

    儒家圣人孔子，堪称开创中国人文教育高度的第一人。他提出的“有教无类”平民教育理念，以及“一体之仁”与“差等之爱”的因材施教仁爱教育方法，在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光辉印记。两千五百多年来，儒家诗书礼乐的雅化教育传统，正是孔子平民教育理念的发扬光大。尤其是自北宋兴起的千年儒家书院教育，将圣人孔子开创的“学以成人”普遍性教育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儒学教育的实践载体历来有“学在官方”的传统，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儒释道三教圆融的文化繁荣盛景，其传承发展多依托官办学堂。然而，唐代崇尚生命强度系数的非理性时代精神，导致社会从盛唐极盛骤然跌落至唐末五代的崩溃。为总结反思这一历史教训，宋初推行“兴文教、抑武事”国策，弥补官学不足的儒家书院应运而生，并迅速繁荣普及。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颁布书院改学堂的诏书，延续千年的儒家书院教育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积累了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值得今日教育界认真汲取。

    严格意义上的儒家书院，真正诞生于北宋。宋初的几次兴学运动中，王安石、范仲淹等积极带头弘扬儒家精神，极大激发了读书人讲学办学的热情。他们以开拓万古心胸的豪气纵贯古今、横论百家，纷纷创建儒家书院。宋代闻名遐迩的四大书院，留存着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大儒讲学掌院的大量历史记载。书院推动了理学复兴、教育繁荣与人才辈出，尤其是朱熹亲自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更成为儒家书院教育的“宪章”，深刻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迄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元代统治者意识到书院教育的积极作用后，立刻推行以理学为核心的汉化教育，促使儒家书院迅速走向鼎盛。太极书院建成后，不仅续修周敦颐祠，以程颐、程颢、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位理学名儒配祀，还刊刻周敦颐遗作，并延请江南名儒赵复主讲，由此开创“北方知有程朱理学，自赵氏讲学太极书院始”的先河。元朝一统南北前后，忽必烈多次立法保护书院与庙学，后续更将书院纳入官方学制体系。这不仅使中华民族文化在战乱中免遭断绝，更依托书院实现了儒家文化西传北渐的重要复兴。

    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朝廷开始支持并鼓励书院发展，推动其在国内广泛普及，并加速向海外传播。尤其是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思想家群体，以书院为讲学阵地，掀起思想解放思潮，使书院再度兴盛，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明代书院“学理一体化”的积极成果，更奠定了书院走向海外的思想与方法论基础。中国书院文化东传朝鲜半岛后，催生了贯穿李氏朝鲜时期的书院体系；书院与学术思想的深度交融，为李朝统治筑牢了文化根基。随着书院制度持续向外辐射，其影响逐渐传入日本、东南亚，甚至远及欧美——明代书院由此成为联通中外、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清代自雍正年间省会书院制度兴起，在官方与民间力量的合力推动下，书院发展迎来空前繁荣。各地官办书院主导全国学术教育，遍布乡野的宗族书院则星罗棋布，承担着基础教育普及与蒙学教化的重任。道光以后，书院一方面逐渐引入西学与新学，另一方面却大多走向消极流变。尤其是乾嘉考据之学兴起后，随着书院与学术的再度结合，其已基本普及至全国城乡。

    从宋初创立至1901年改为大中小各级现代学堂，千年儒家书院“学以成人”的丰富经验对于现代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志于探索追求真理之大道

    现代大学各学科专业均有其独特的专业道术，要求从事相关专业学习与研究的师生，首先树立从事该学科专业学习研究的弘道精神。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其本身以探索人类生存与文明发展方式为崇高使命，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更决定了学科探索的艰巨性。我们应向古人学习，树立崇高的读书治学理想，志于追求专业学科的大道，以纯粹高尚的动机投入学术研究。既要拥有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伟抱负，也要具备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崇高理想，更当怀有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高古境界。

    二是据于天地万物之性的正德

    古人治学，必以“尊德性”为先导，而后方能“道问学”。德性之知虽非源于见闻，却能无所不知。因此，千年儒家书院教育始终将德性教育置于核心地位。 《礼记 · 中庸》有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明确将天赋德性视为君子求知达智的主体前提。儒家推崇“正德、利用、厚生”的思维逻辑，其起点与归宿皆在“正德”，而“仁”“智”“圣”则是儒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尚书 · 大禹谟》记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中庸》对其释义为：“正德”即穷尽人之本性以端正人德，穷尽物之本性以端正物德，其中“正”是使万事万物本性平直中正、无偏无颇；“利用”指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厚生”意为滋养百姓，使其衣食丰足；“和”则代表万物相融、平衡协调的状态。这体现了大禹治国理念中“正德”的首要地位，视其为“利用”“厚生”的前提。

    千年书院教育首先要求学生研读圣贤典籍，其核心在于“贤贤易色”——以尊崇贤德取代对容貌的关注，致力于成为品德高尚之人。书院教育强调“修己以敬”，引导学生向内反求诸己，践行忠恕之道，先修养私德，再恪守公德，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 《论语 · 雍也》将“能近取譬”视为“仁之方”，而“推己及人”的内涵，正包含了从私德到公德的向外延展。书院教育一方面要求学生坚守“克己复礼”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引导他们认识到礼有因时损益的特性。

    三是依于恻隐之心的君子之仁

    君子怀德，贵在有仁爱之心。圣人孔子早已觉悟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不仁者不可以长处乐，不可以久处约。”因此，儒学思维的全部功夫在于唤醒人的仁之善端。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孔子的仁爱学说，董仲舒的“天生五谷以养人”的天人感应思想，张载的“民胞物与”学说，程朱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天理人欲之辩理论，无不将自然社会诸关系伦理化。道家表面上主张“绝圣弃智”“洁身自好”，强调“不以境累，不以物役”，但其“道法自然”的生死轮回转化说，实则突显了个体价值实现过程中对理想自然人格的道德向往。佛家倡导“万法皆空，了无自性，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超世哲学，其本质也是以劝善惩恶为目的。法家因高唱“人皆以计算之心相待”，曾被视为“非道德主义”，然而，被称为“醇儒”的董仲舒所宣扬的儒家政治伦理“三纲”，恰恰源自大法家韩非的思想。“三纲”与“五常”相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以伦理为本位的致思趋向中精神文化的核心。

    四是游于精湛的专业能力之艺

    这里的“艺”，指的是娴熟精湛的专业能力。现代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因而我们的教育理念既要以德性立人，也要以专业成才。各专业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脉络与丰富的知识积淀，这正是大学阶段需要潜心钻研、汲取的宝贵财富，也是练就精湛专业技艺的根本路径——读书、研究、思考、行动。唯有做到这几点，才能更深入地开展学习， 体悟古人治学的精神内核。

    遵循“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儒家书院培养的学子能够在严格修身处世的前提下，始终能够“正其义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做德才兼备、治国平天下的大才。如今的大学教育，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若能积极汲取千年书院教育的宝贵养分，充分彰显其精神内核，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教育、学科专业知识技能的规范培养，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有机结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必能培养出具备全球视野、人类情怀、道德高尚且业务精良的一流人才。

    （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