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赋能少数民族体育非遗传承的作用机制
王杰超
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符号，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载体。其传承工作不仅能激发全民参与体育的活力、提升身体素质，更兼具文化保护与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双重社会价值，可厚植民族情怀，使非遗成为凝聚民族情感、增进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
相较于太极拳、龙舟等主流体育非遗，少数民族体育非遗在传承过程中存在诸多天然劣势：这类遗产与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深度交融共生，其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更难被大众理解，社会认知度相对较低；从区位来看，它们多集中于我国偏远、欠发达的民族地区，资金投入有限、场地设施存在短板，传承保障体系尚需完善；在传承人层面，既面临非遗传承领域普遍存在的传承人老龄化问题，又因民族地区青少年大批外出求学、务工，难以接续学习相关技艺，进一步加剧了传承工作的人才困境。近年来，部分地区积极探索依托基础教育传承少数民族体育非遗的模式，山东冠县查拳、云南砚山县弦子舞等案例成效显著，印证了该路径的可行性。为推动少数民族体育非遗传承工作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应深入探讨基础教育赋能少数民族体育非遗传承的作用机制，明晰其运作逻辑，为实践落地提供理论参考。
一、基础教育为少数民族体育非遗传承搭建人才遴选平台
少数民族体育非遗实现接续传承的关键，在于培育出愿意学习、能够传承的下一代传承群体。而基础教育学校覆盖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中小学青少年，是部分少数民族偏远地区规模最大的普惠性青少年集聚地，学生人数多且组织性强，能够精准对接非遗传承的核心人才需求。
少数民族体育非遗依托基础教育学校开展选材工作时，学校的高组织性优势可显著提升选材效率。在宣传招生环节，学校通常以校内通知为主要形式推进相关工作，宣传速度快且能有效拓宽招生覆盖面，扩大选材基数，便于非遗传承人后续在短期试学阶段从较大规模的候选群体中筛选出深度传承人。选材过程中，校内教师对学生的了解程度远胜于民间非遗传承人。例如，班主任掌握学生的性格、兴趣、认知等个体特征，体育教师熟知学生的体能状况与发展潜力，这些都能为选材工作提供精准辅助。综上，相较于民间非遗传承人或团体依托自营社交媒体宣传、线下招生的自主选材模式，依托基础教育学校的选材模式在效率上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
二、基础教育学校是少数民族体育非遗教学的重要载体
基础教育学校的资源优势，能够有效化解少数民族体育非遗在民间传承中面临的形式零散、受众有限、保障不足等现实困境，使其成为非遗传承的高效教学载体和文化传播阵地。
基础教育学校拥有的固定场地、规整时间及相对充足的资金，为非遗传承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依托这些条件，基础教育学校主要通过两类渠道开展教学工作：一是与非遗传承群体合作开展短期培训活动；二是结合青少年的认知特点，对少数民族体育非遗进行适度的校本化改造，将非遗教学纳入常规教学内容，制定完善的教学计划并安排固定课时。例如，山东冠县清泉中学与非遗传承人合作，将回族非遗查拳的部分武术套路改编为“查拳操”，替代常规课间操，让非遗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学生日常，既提升了学生体能，又实现了非遗技艺的普及传承。从学生层面来看，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显著高于知识性学科，他们对少数民族体育非遗的展示和教学活动参与热情较高。同时，部分学生存在的争先心理促使其主动追求学习成效，而体育属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心理，从而有效提升了此类教学活动的效果。
三、基础教育是扩大少数民族体育非遗社会认知的高效渠道
在家校联动中，基础教育学校可有效突破少数民族体育非遗的地域与民族属性限制，大幅拓展其社会传播范围与影响力。其一，学校开展体育非遗传承活动后，通常会通过校内公共宣传平台进行报道，这类平台的核心关注群体为学生家长，受众基数较大，宣传效率显著优于民间非遗传承人的自有社交账号。其二，相较于剪纸等手工技艺类非遗，体育类非遗对材料的依赖性较低，部分学生在掌握相关技艺后，会向家庭成员进行展示。此外，依托基础教育学校开展的少数民族体育非遗传承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非遗与学校声誉的双向绑定，能够有效强化非遗的社会认可度。
在多民族基础教育学校中，汉族学生基于对少数民族同伴的信任，对体育非遗存在一定的基础好感。在展示活动中，借助汉、少数民族学生间的人际联结，少数民族学生可能主动向汉族学生讲解体育非遗相关知识，从而推动体育非遗的跨民族传播。
基础教育学校能够拓宽少数民族体育非遗的社会性展示渠道。以文艺汇演、体育竞赛、校园文化节等活动为例，民间传承群体往往面临信息获取滞后、缺乏报名资质等现实问题，而基础教育学校具备专业信息搜集与资质优势，可有效规避上述困境。若有青年非遗传承人在校就读，学校还能为其争取演出、竞赛资格，助力非遗的社会展示与传播，进一步提升其社会影响力。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