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基于贵州“村超”和“村BA”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教育研究
韦如松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是社会发展的深层力量。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发展，更需要精神层面的支撑。“文化自觉”意味着民族在认识自身文化时的清醒意识，“文化自信”则是建立在深刻自觉基础上的坚定信念，二者既相互衔接又相互促进，是文化生命延续和教育使命实现的重要内在逻辑。
文化自信始于文化自觉，文化表征的复杂性凸显了理解文化自信的心理机制、促进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意义。文化自觉引发文化归类和文化反思，由文化归类产生的文化间距感、由文化反思而产生的文化正念，是两种体验和认知文化的心理过程。贵州的“村超”和“村BA” 现象，是近几年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独特景观。它们发源于乡村，却突破了地域限制，具有极强的群众动员力和文化凝聚力——侗寨的鼓楼歌声、苗族的刺绣旗帜以及村民自定的赛事规则，都是文化表达的生动呈现。这里的“热闹”并非表面的狂欢，而是文化主体性被唤醒后的集体自信。
一、文化力量的自生与凝聚
（一）文化自生：源于生活的真实力量。贵州“村超”与“村BA” 并非外部项目推动的结果，而是从村落内部生发出的文化自组织行为。这种文化力量的出现，源于人们对真实生活的依恋和对共同情感的召唤。乡村社会长期以来的迁徙与流动，使公共生活一度衰弱，而赛事的兴起重新激活了人群的聚合。村民为了比赛自发修整球场、筹办活动、制作服饰，这些具体行动让原本松散的社区重新焕发活力。赛事的每一次举办，都在悄然重建一种“村民共同体”，让人们在参与中重新确认自己属于哪片土地、传承哪种文化。
文化自生的关键在于生活性和群众性，它并非被灌输的文化形式，而是生活实践的自然流露。侗族的鼓楼歌声、苗族的织绣旗帜、侗汉双语的解说声，都不是装饰性的表演，而是生活经验的真实表达。这种文化的生成逻辑，给教育工作带来启发：文化认同教育不能靠空洞的课堂灌输，而要深入生活现场，让学生在参与和体验中感受文化的温度和意义。
（二）文化凝聚：从赛事现场到教育场域的转化。“村超”“村BA” 热度持续攀升，赛事已不仅是娱乐活动，更是乡村社会的精神仪式。赛场的呐喊与欢呼，化作了群体认同的情感纽带；村民的歌舞、旗帜和服饰，成为民族文化最具感染力的传播方式。这种仪式化的文化表现，让民族文化由静态记忆走向动态共鸣。
在教育层面，这种文化凝聚为教育者提供了一条可操作的路径：赛事能够成为乡村教育的关键资源。组织学生参与赛事策划、采访报道、民俗记录等环节，让课堂与社会相互连接，学生不仅是观众，更是文化的践行者和传播者。通过影像创作、口述史整理等活动，学生亲身感受文化的力量，探寻文化的根源。
二、教育启示与路径反思
（一）文化场域融入教育实践，促进认同生成。贵州“村超”“村BA” 所体现的文化力量表明，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并非单纯依靠课堂教育，而是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场域中自然生成。教育若想真正塑造文化自信，就必须冲破学校与社区之间的壁垒，让教育融入生活场景，使文化教育具备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特性。以“村超”“村BA” 为载体探索“赛事+教育”的融合模式，当地学校可将赛事活动融入课程体系，让学生参与赛事筹备、民俗展示、文化传播等实际工作，在行动中体会文化的内涵。体育教师带领学生记录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的动作、规则与故事，语文教师指导学生撰写赛事报道、整理村落叙事，美术教师组织学生设计赛事标识、绘制文化海报——这些跨学科实践活动，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参与民族文化的表达与创新。
（二）教育创新激发文化活力的持续发展机制研究。教育若想在文化传承中发挥实效，关键在于形成长效机制，让文化教育具备持续性与再生能力。“村超”“村BA” 的经验显示，文化唯有嵌入现代教育体系，才能形成内生动力。可探寻“校园+社区+媒体”的三维联动机制：校园是文化学习的核心场所，社区是文化实践的阵地，媒体是文化传播和辐射的渠道。
学校可创建“地方文化研究小组”或“民族体育社团”，定期组织学生参与赛事志愿服务、文化讲解及影像创作；还可与短视频平台、地方社区合作，开设“学生文化传播栏目”，借助数字媒介让年轻群体讲好民族故事。教师在此过程中需具备文化敏感性和创造性教学思维，不仅要做知识的传递者，更要做文化的引导者。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可将民族文化实践纳入教育质量考核和课程评价，为学校提供制度保障。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转变，是民族文化从被动保存到主动创造的过程。贵州“村超”“村BA” 的实践，既展示了文化自觉的力量，又昭示了文化自信的方向——它们让乡村重新成为文化的源头，让普通民众成为文化的主体。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着塑魂育人的使命，只有以真切的文化体验、深厚的情感认同与开放的精神视野为支撑，才能让民族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文化的自信，最终源于人心的自信；教育的意义，也在于让这份自信代代相传，成为民族不断向上的精神底气。
（作者单位：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