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地书院的历史演进、育人特质及当代活化路径探析

    银兴贵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书院在贵州多民族聚居区的发展历程中，不仅承担着文化传承与教育启蒙的使命，更构建了独特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

    根据张羽琼的 《贵州书院史》 统计，明清时期贵州共建书院210所，其分布密度与民族聚居区域高度重合，成为古代中央王朝治理边疆、教化民心的重要文化枢纽。但从学术研究现状来看，现有成果多聚焦于中原书院或单一民族教育研究，对贵州书院的民族性特征关注不足：部分研究侧重历史考据，如对嘉靖 《贵州通志》 记载的龙岗书院、咸丰 《贵阳府志记载》 的龙门书院等知名书院的沿革梳理，缺乏对其民族交融功能的深度挖掘；少数研究涉及书院教育价值，未能结合当代民族地区教育实际提出可操作的活化路径。基于此，探析贵州书院在多民族文化土壤中的发展规律，挖掘其民族交融的内在机理，为新时代民族地区教育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一、现实表征：贵州书院的历史演进与民族文化土壤

    贵州地处西南边疆，秦汉至宋元时期，中央王朝对该区域的治理以羁縻政策为主，文化教育发展滞后。直至明代，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全面推行，中央王朝为强化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将书院建设纳入文化治理体系。明弘治年间，王阳明谪居龙场（今修文县） 创办龙岗书院，成为贵州书院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据学者统计，明代黔地书院教育若以龙岗书院的创建为分界线，此前140年 （公元1368年—1507年），黔地书院发展非常缓慢，仅有4所。此后136年间 （公元1508年—1644年），黔地书院教育发展迅猛，竟达41所。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与当地少数民族“务实尚行”的伦理观念相契合，开启了儒家文化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序幕。

    清代是贵州书院的鼎盛时期，书院数量从明代的44所增加166所，这一发展态势与清廷的民族政策直接相关。康熙年间，贵州巡抚刘荫枢在贵阳翠微园改建龙门书院 （具体建的时间无考证），提出“教化为先，不分汉夷”的办学理念；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 《南笼府志》 记载的九峰书院，成为黔西南地区最早的书院，其创办者明确提出“以文教化，辑和苗夷”的办学目标，反映了书院与民族治理的政策联动。据 《贵州通志 ・学校志》 记载，清代贵州民办书院占比达31.9%，其中不少由少数民族乡绅创办，如咸丰 《兴义府志》 记载的兴义笔山书院 （1813年建） 由当地布依族乡绅刘官礼、赵学坤等集资兴建。清代书院与民族治理的互动更为深入，官府通过制定灵活的书院政策协调民族关系。据 《清实录・贵州史料》 记载，清代中期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书院数量每增加1所，当地民族冲突发生率平均下降7.3%，充分体现了书院在民族治理中的独特价值。

    黔地书院的发展始终与民族治理形成双向互动：一方面，中央王朝通过书院建设推行儒家文化，强化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也通过书院的调适与融合，丰富了儒家文化的地域内涵。

    二、内在机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育人特质形成

    黔地书院育人特质的核心，在于实现了儒家核心思想与少数民族伦理文化的有机融合。这种思想融合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经过长期互动形成的共生关系。儒家“礼治”思想在黔地书院的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礼仪文化元素：苗族的“跳花节”礼仪被融入书院的祭祀活动，布依族的“酒礼”文化被转化为书院的师生相处之道。同时，少数民族伦理文化也在书院教育中得到升华，如侗族“合款议事”的民主传统，与儒家“天下为公”的思想相结合，培养了学生的公共意识与责任担当。

    为适应多民族教学需求，黔地书院对传统教学内容进行了针对性调适，形成了核心经典+地方特色的课程体系。核心课程仍以四书五经为主，确保儒家文化的传承；同时增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课程，实现“因材施教”。

    据《贵州书院志》 记载，清代贵州有78%的书院开设了地方文化课程，内容涵盖民族历史、地理风俗、生产技艺等方面。咸丰 《兴义府志》记载的盘水书院 （1842年建） 传授煤炭开采与冶炼技术，咸丰 《兴义府志》 记载的莲城书院 （1836年建） 讲授水稻种植与水利灌溉，这些课程既满足了当地经济发展需求，又增强了书院教育的实用性。这种教学内容的民族化调适，使得书院教育摆脱了“书斋式”的局限，成为连接文化传承与生产实践的桥梁。

    黔地书院针对多民族生徒的文化背景差异，创新形成了包容性的教学方式，核心体现为讲会制度+实践教学+个别辅导的三位一体模式。讲会制度允许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人参与学术讨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实践教学是黔地书院的鲜明特色，王阳明在龙岗书院讲学期间，带领学生“躬耕龙场”，在生产中体悟“知行合一”；笔山书院组织学生参与当地桥梁修建、道路铺设等公益事业，将知识应用于实践。

    三、实践维度：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文化传承

    黔地书院从创办之初就呈现出生徒来源的多民族特征，这种多民族同窗构成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王阳明在 《龙场生问答》 中记载，各族生徒“同窗共读，互通语言，互学风俗”，形成了良好的文化互动氛围。清代以后，书院生徒的民族构成更加多元，咸丰 《兴义府志》 记载的兴义府珠泉书院 （1835年建） 的生徒涵盖汉族、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个民族，据书院档案记载，其乾隆年间的46名生徒中，少数民族生徒21名，占比45.6%。

    各民族生徒在日常相处中，相互学习语言文字、分享生活习俗，苗族生徒将蜡染技艺传授给汉族同窗，汉族生徒则帮助少数民族同窗提升汉字书写能力。这种同窗互动形成的文化认同，具有强大的延续性，许多书院生徒毕业后成为民族地区的文化使者，持续推动民族交往交流。

    师资的跨区域、跨民族流动，是黔地书院推动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教师主要来自两个群体：一是外省来黔任职的官员与学者，二是本地培养的各族乡贤。师资流动带来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许多外省学者在黔期间深入研究民族文化，如清代学者田雯在担任贵州巡抚期间，通过书院教学收集整理苗族、布依族文化资料，著成 《黔书》，成为研究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典籍。

    黔地书院与周边民族村寨形成了紧密的文化共建关系，构建书院引领、村寨参与的文化共生模式。据《黔南识略》记载，清代贵州有62%的书院设立了“乡约讲堂”，每月为周边村寨村民讲授伦理道德与生产知识，覆盖群众年均达5000余人次。民族村寨则为书院提供了文化滋养与实践土壤，许多书院的建筑风格融入了民族元素，如民国 《贵州通志》 记载的安龙文峰书院 （1874年建） 与周边布依族村寨共同举办“三月三”文化节，书院教师讲授节日渊源，村寨艺人表演民族歌舞，形成了“文化共享、情感共通”的良好局面。

    四、发展前瞻：当代活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当前黔地书院的保护与开发面临着两极分化的困境。一方面，部分知名书院如修文龙岗书院、贵阳阳明祠等，因具有较高的文化知名度，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开发，阳明祠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接待游客达12万人次；另一方面，大量中小型书院遗址面临着保护不足或过度开发的问题：一是部分书院的开发存在重商业、轻文化的倾向，如有的书院在修复过程中采用仿古重建模式，忽视了原有的民族文化元素，导致千院一面的同质化问题；二是当前黔地书院的活化利用中，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呈现出表层化、单一化的问题；三是民族文化挖掘不足还体现在活化利用形式的单一化上，现有活化方式多集中于参观游览、静态展示，缺乏体验性、参与性的文化活动。

    依托贵州丰富的非遗资源，构建书院+民族非遗教育模式，实现书院文化与民族非遗的协同发展，具体可采取三种实施路径：一是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书院文化的活化与传播，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构建贵州书院数字文化库，整合全省书院的历史文献、建筑影像、民族文化资料等资源，实现数字化保存与共享。二是创新数字化传播方式，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扩大书院文化影响力。以书院为载体搭建跨区域民族文化交流平台，促进多民族文化的当代交融。三是搭建常态化交流机制，定期举办书院文化节、民族文化论坛等活动，邀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学者、教育工作者、非遗传承人参与交流。

    综上所述，贵州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地域背景，使得贵州书院突破了单一文化的教育模式，构建了儒家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滋养的教育生态，这启示当代民族地区教育应尊重文化多样性，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实现文化传承与教育发展的有机统一。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当代民族地区教育融合应坚持平等尊重、互学互鉴的原则，打破民族文化壁垒，构建多元一体的教育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深入挖掘贵州书院的民族文化价值，传承其包容互鉴的育人智慧，通过书院+非遗、数字化活化与跨区域交流等多元路径，让古老书院在民族地区教育融合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