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文讯月刊》
使命延续与文脉传承
陈悦
2024年12月，《 〈文讯月刊〉 全编》 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散佚历史烟尘80载的《文讯月刊》 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重光于世，可喜可贺可赞可叹！
《文讯月刊》肇始于1941年的《文通书局通讯》，然编者立意高远，欲在战争的阴霾中夯实文化发展的根基，故而 《文讯月刊》创刊伊始就有开阔的视野，刊物内容涵盖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等，实为一大型学术文化刊物，由此汇聚了众多文化名家的文章，也因此在重庆、在上海得以承续。在炮火连天的时代，《文讯月刊》断断续续坚持了7年多，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堪称战时中国出版与文化发展的活化石。
由于战乱迁徙与历史变迁，《文讯月刊》 原始文献散落各处，且现存版本老化、损毁严重。贵州师范大学的王永伦、管新福、刘可文历时十余载，搜寻散落的刊物，整理影印出版，最终让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得以完美呈现。艰辛的背后是三位老师对谢六逸“为文化服务，不求近功，不务虚声”精神的深刻领悟，亦是他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自觉。《 〈文讯月刊〉 全编》 的出版，是知识者使命延续、历史文脉传承的重要收获。
《〈文讯月刊〉 全编》 的问世，不仅为重构西南大后方文化生态提供第一手资料，亦必将为中国现代出版史、文化史、文学史研究开辟新的成长点，相信在未来，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这部承载战时文化记忆的文献，会不断发挥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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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文化高地构建的精神接力
钟丽君
翻开 《 〈文讯月刊〉 全编》，仿佛又回到那一奋斗的岁月。彼时，西南地区虽战火纷飞，却因《文讯月刊》 的诞生而成为文化传承与思想碰撞的高地。贵阳文通书局以“文以载道，通达心灵”的理念为指引，将 《文讯月刊》打造为一座文化灯塔，也为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讯月刊》 的创办，不仅是对文化传承的坚守，更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在全面抗战的艰难岁月里，西南地区成为文化大后方，众多学者和知识分子纷纷汇聚于此。《文讯月刊》以其开放的视野和包容的胸怀，为这些学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学术阵地。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文艺作品到时事评论，涵盖了当时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如今读来，亦可大观世界。它传播了新知，激发了民众的进步意识，成为西南地区文化高地建设的重要支撑。
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臧克家等主编的接力，更是体现了西南文化高地建设的传承与创新。谢六逸初创时期，刊物在战争的阴影下顽强生存，为学术与文艺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顾颉刚、白寿彝复刊后，以史家的眼光重构文化版图，进一步拓展了刊物的学术视野；臧克家执编沪上，为刊物注入了新的时代锋芒。主编的接力，不仅体现了刊物风格的演变，更是西南文化高地建设的精神接力。他们以纸笔为剑盾，坚守文化阵地，传承民族精神，让西南地区在战火中成为文化的沃土。
如今，《 〈文讯月刊〉 全编》的整理出版，不仅是对历史文献的抢救性保护，更是对西南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贵州师范大学的王永伦、管新福、刘可文三位教授，以极高的专业精神和学术责任感，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他们不仅对 《文讯月刊》 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厘清了刊物的历史脉络，还通过对多家馆藏底本的搜集，确保了影印本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他们的工作，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人文精神的传承。
《〈文讯月刊〉全编》的整理出版，为深入挖掘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在近代文化史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这份刊物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思考与探索，见证了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它不仅是一份刊物，更是一部鲜活的历史，一段永不磨灭的文化记忆。通过这部汇编，我们看到了西南文化高地的崛起与坚守，也看到了一代代学人对文化的执着与坚守。这种精神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着后来者继续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前行。
（作者系贵州省实验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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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的镜鉴
沈松钦
2024年12月，《 〈文讯月刊〉全编》整理出版，这不仅是对一份抗战时期重要刊物的历史回溯，更是一次对中国近代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深度再现。创刊于1941年的《文讯月刊》，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学术与文化传播，成为大后方教育救国的重要阵地。梳理其刊登的文章，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20余篇，其内容围绕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困境、教育理念、师资建设等方面展开，既记录了战时中国教育的困境与探索，也展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一、战时教育的困境与突围
抗战时期，中国教育面临空前挑战。《文讯月刊》 关于教育的论述文章真实记录了战争对教育体系的冲击，学校内迁、经费短缺、师资流失、学生辍学等问题频发。《国民参政会中的教育文化问题》一文详细列举了教育行政、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的危机，因家庭经济困难导致学生辍学的现象比比皆是，师范因入学率骤降出现“生荒”问题，教师待遇亦极为窘迫，“薪资不足以维持生活”等。面对困境，他们在文章中提出教育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鼓励私立学校加强人才培养，强调私立学校和社会教育在巩固民众基础中的作用。
二、教育理念的探索与革新
在反映现实问题的同时，《文讯月刊》 关于教育的论述还致力于教育理念的革新。《我所受的师范教育》 一文提出“教育理念的制定，须根据其教育目的。”《普及社会教育应注意的三大问题》一文主张“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要求国民学校、乡镇中心职校设立小学部和民教部，推动扫盲与民众教育。在教学方法上，《直观教学法》一文提出“教学法最重要是在于使课客体能对于所授予的知识有正确的理解”，反对机械灌输，强调学生的主动认知。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前瞻性。
三、师道使命的坚守与发展
《文讯月刊》 在教育类文章对教师群体的关注，不仅停留在物质或制度层面，更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核与时代使命。《教师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提出“教师最早是国家瑰宝”，指出“教师幸福需由教师自己争取”，既呼吁权益保障，亦肯定其社会地位。抗战时期，教师承担着知识传授与精神启蒙的双重使命，但微薄待遇与工作职责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同时，该文还提出“教师未来的事业需由现在的教师开辟”，强调教师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通过教育会议提案，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和教师待遇，在基本保障教师待遇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教育。如何在物质困难时期保证稳定的师资，《文讯月刊》中的文章记录了教师改业潮，也将物质保障与职业理想间的张力呈现了出来。
《〈文讯月刊〉 全编》整理出版，既重现了战时教育在困境中破局的智慧，也印证了教育的本质始终是扎根社会现实的精神传承与革新，解决社会所需，回应社会关切。历史长河奔涌，教育之火不熄，反观今日之教育，唯以韧性直面挑战、以初心回应时代，方能在变局中守护文明薪传。
（作者系贵州交通职业大学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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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贵州民族文化的“时光宝盒”
林昕冉
当我翻开 《文讯月刊》 时，扑面而来的是浓厚的历史气息，面对这样久远的刊物，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枯燥乏味，但仔细阅读之后才发现，在抗战时期，《文讯月刊》 所刊发的文学作品与文章紧贴时代脉搏，与现实社会保持着紧密联系，反映了贵州社会、经济、文化、民族、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对贵州的民族文化内容的描写使我最为印象深刻。
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民族文化丰富多样，《文讯月刊》 刊发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学者田野中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化。阅读这些文章时，就像是身临其境一样，那些瑰丽的民族文化仿佛就呈现在自己眼前。
梁瓯第记录的“摇马郎”是苗族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一种习俗，通常在农闲季节、传统节日或赶场天进行。淳朴的青苗人对爱情有强烈的探寻欲望，无论男女，他们都热烈而大胆。“摇马郎”不仅是一种婚恋活动，更是苗族青年社交和娱乐的重要形式，体现了苗族文化中的自由恋爱观。
吴泽霖在《贵州的民族》一文中说“苗族对于刺绣则非常讲究，尤其黑苗、花苗女子的衣服都满绣着美丽的花纹，最富艺术价值”。在梁瓯第的《摇马郎》中也提到了苗族女人的服饰，她们“至少有一套华贵的绸缎服，刺绣精致，衣料华丽”，服饰分为上衣和裙子，裙长至脚踝，还有各种银质配饰，耳环是大银环，用布包头再插上发簪，手上戴着戒指和手镯，脖颈上戴着大项圈，在参与“摇马郎”这项活动时，手上还会拿花手帕做装饰。这些记录，展现了贵州少数民族服饰之美。
李德芳的 《安龙的年节》 一文，给我们展示了安龙丰富多彩的过年文化，如过年前准备吃的，进入冬月，人们便着手备办过新年的东西，制作泡果、米花、炒米等糯米点心，制作血豆腐，包粑粽等等，除夕夜全家共享“长菜”。有如新年的娱乐，女孩子喜欢玩打秋，男孩子喜欢玩彩灯，另外还有玩放花、放炮仗、放地牯牛、放火箭、放黄烟等游戏。从初十至十五在安龙还举行玩龙盛会，除玩龙之外，另有跳花灯、玩炭花龙、烧粉火、玩狮子等游戏；在新年里，妇女们则进行唱书的娱乐活动。
总之，《文讯月刊》 中有关贵州民族文化的文章，展现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与生命力，为研究提供珍贵文本。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2021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