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8月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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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由与人性的“美的教育”

——《追寻教育之美:“美的教育”理论探索与贵州实践》理论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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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晶

    《追寻教育之美:“美的教育”理论探索与贵州实践》是贵州首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阐述“美的教育”的力作,全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立论根基,展现了贵州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精彩剪影,在选题上具有填补空白之意义,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贵州教育的发声之作。

    一

    马克思将“审美”视为对人性的解放,赋予“美育”以人性救赎的重任,而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审美现代性与美育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它代表着“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及其对立面”,追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程,着手讨论“美育”,实际上就是回归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回顾的是文艺复兴以来“上帝隐退”而“人被发现”的历史。

    远追至莎士比亚,莎翁曾热情地讴歌人类:“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优雅的举动! 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 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 )

    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联合推动下,“人”终于从历史的雾霭中走出,来到了宇宙的中心。现代科学让“人”作为认知的主体骄傲地站到了自然的面前,自信能洞悉它的一切规律和秘密,这时候的人文教育被称为“启蒙主义”,旨在用科学理性启发人心,驱逐宗教蒙昧。

    直到尼采发出“上帝之死”的惊叹,这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一个转型,旧形而上学绝对的本体隐匿退场,赋予生命意志的感性个体诞生了,不论是波德莱尔的“游荡者”、尼采的“超人”,还是韦伯的审美救赎,福柯的生存美学,到马克思的“自由而全面的人”,无一不是借助“审美”对日常生活进行否定与颠覆,从而实现生命解放和自由,将个体从刻板、压抑、片面的“工具理性”中解放出来,在现代性困境中获得人性解放的可能性。“美育”的思考在其中贯穿始终,始终是众多先贤在暗夜探索之中高举的一柄火炬。

    本书的理论思考宏阔,以东、西方哲学史作为广阔的参照系和更加深厚的文化语境,始终保持清醒的中国问题意识。面对当下的“择校热”、“教育内卷”、“为分数论”等热点话题,书中有一句话是这么回答的:“当‘虎妈’‘狼爸’‘鸡娃’渐次退出历史的舞台,教育终归远离喧嚣的竞技,形成‘因材施教、各美其美’的良好生态,让每个孩子的天性和潜能得以释放,这样的教育才能为孩子成长、家庭幸福和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最终让人民满意。”(《追寻教育之美》)贵州教育显然有着属于自己的思考。

    二

    资本主义社会横扫旧时代的一切,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物质世界,以野蛮的姿态将全世界变成“市场”,人作为劳动力成为了“商品”,马克思清晰地看到这个“进步”社会背后的“暴力”、“掠夺”与对人性自由的破坏性。

    在这个社会中,人并没有获得人文主义理想中的幸福与自由,相反的,传统民俗乡土社会的血缘纽带、情感联结不复存在。阶级地位的差异、职业分工引起个体的彼此隔离、居无定所、变化无常的现代生活,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断裂性的改变,人曾引以为傲的“理性”把人变成了机器的一个齿轮,马克思曾如此形容现代生活的特征:“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共产党宣言》)人类这时才意识到,科学的发展无法回答的是生命意义的问题。

    现代理性将日常生活都纳入马克思·韦伯所谓的“科层制”的结构之中。这种追求以“效率”和经济量化的同一性逻辑为最大目标的社会管理制度,造成了“非人格”统治的普遍化,“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共产党宣言》)整个日常生活变成了窒息生命的“牢笼”,人成为福柯所谓的“规训权力”的对象,也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人”,“美的教育”正是在此意义上对人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的肯定,包含着浓重的人道主义。

    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认为:现代社会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旅游、教育、学术研究等在内的所有领域都被“麦当劳化”,一切都可以量化、测量。为了提高效率,人们不再阅读原著;为了达到量化因子,论述写作就像汉堡的配方一样,创造了一批新的学术“八股文”,因为“创新”和“思想价值”是无法量化的,那么只要符合了某些要素,“汉堡式”的核心论文必然层出不穷。

    不仅学术论文的平庸化和同质化,整个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同质化,一模一样的快餐店、古城、城市街道、时髦风尚、网红奶茶店、综艺节目……抖音的短视频可以让我们几分钟了解一本书、一部电影甚至云旅游一个景点,其背后的核心规律则是对“量化”的过度追求,它追求的是“速度”和“效率”,那些无法被量化的非理性因素就成巴塔耶所说的“被诅咒的部分”,如情感、同情、善良、生命的意义与质量。

    面对当今功利化教育的现象与各地层出不穷的“教育锦标赛”,贵州教育思考是清醒的:“曾几何时,我们用‘流水线’式的工业思维去理解教育,忽视了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具有独特思维和经历的个体,按照‘标准件’培养学生的方法背离了教育的初心,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教育‘内卷’和教育焦虑。”(《追寻教育之美》)

    资本主义冷冰冰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符合机器生产“发条人”,这必然导致人的智慧、情感的丧失,变成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由于职业分工将人简化为机器和工业系统的一个环节,把“生命价值”等同于“有用价值”,在尼采看来所有价值都被还原成了“有用性”的现代倾向加速了人种的衰退。《追寻教育之美》从教育的本质出发,阐述了审美精神对于个体的超越性,“美育”无疑承担着塑造崇高、自由人格的功能,发挥着“如时雨化之者”的功用。

    三

    尼采曾说过:“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悲剧的诞生》)就是以审美反对功利的人生态度,“美的教育”促进“个体发展”到实现“社会发展”形成有机的统一,也是康德式命题的孪生兄弟,因为教育也具有同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只不过它的“无目的”与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相对立,是指去除资本主义社会空间职业教育的“无功利”与规训,回归“非功利”的教育,而美育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教育,帮助人们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与人生的“有限”,追求“无限”的人生境界。

    “教育的艺术性也在于它通过教育实现了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无论是多么伟大的艺术创造,都要遵循其内在的规律,‘美的教育’亦然,要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教师职业规律、学生成长规律,脱离了教育规律的教育活动,要么荒腔走板,要么南辕北辙。”(《追寻教育之美》)审美现代性对教育的影响在于,不再把教育视为社会改造与政治需要的工具,而是认为教育首先要符合人的自然需求和个性发展,并且把人视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劳动主体,人会自觉按照美的规律去进行劳动,因此“美的教育”可以全面激发人的潜能与创造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但其背后不可避免的功利色彩 (合目的性),即最终“自然”地实现教育的社会与政治功能,而不是扭曲、异化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文化、经济资源等全面匮乏的历史条件下,贵州教育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贵州作为中国西部唯一无平原的省份,教育根基薄弱,不过也正因为远离了工业社会的喧嚣和城市现代性的深度裹挟,这种“他者化”的身份与边缘化的“地理空间”,反而给予了教育工作者一个适当的距离,得以观照内心,刚好符合审美的“心理距离”说。

    返回数百年前的时空,与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的经历何其相似! 面对崇山峻岭,王阳明从心灵的自由出发,最终豁然悟道,这颗旷达之心与“美的教育”有着精神的同构性。

    《追寻教育之美》 与普通理论著作不同的是,除了系统阐述“美的教育”的理论体系,特别注重理论指导实践,对回答“什么是美的教育”“什么是教育的本质”“如何突破应试教育与功利教育的樊笼”等问题,结合贵州独有的“空间性”、“地方性”和“人文性”,通过诸如“民族文化传承”、“乡村振兴助力”、“特殊教育改革”、“推动‘双减’落地”等10个方面的教育案例,侧面展现了贵州教育各个层次的教育改革与实践探索,是贵州几代教育人用时间交出的一份“慢”答卷。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2022级文艺学专业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