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贵州：俊杰之士 比于中州

镇远紫阳书院。（资料图）

新建都匀鹤楼书院。（资料图）

贵州豫章书院。 （资料图）

    明清贵州书院据史籍所记，从明初至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贵州共建官学47处，各府、州、县、卫、司“徧(遍)立学校作养人才”。清代贵州共有书院133所，其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就有100余所。这些成绩无疑为贵州的文教勃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创造了明清两朝代“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两状元一探花)的骄人成绩。书院的自由讲学、启发诱导，学术争鸣的教学方式对今天的教育教学仍然有借鉴作用。

    治国驭民 建学官 办书院

    明代之前，贵州文教不兴，从南宋的科举史中可看出，贵州跻身于功名者少得可怜，仅播州有八人中进士。朱元璋“君临天下”之后，把教育作为治国驭民的基本国策。他曾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朱元璋对西南边陲的贵州，在加强政治、军事的同时，他下达的政令是“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之后，明王朝始终遵循这一既定国策，历代派驻贵州的巡抚、按察使、提学副使，以及府、州、县、卫的官员，大多恪尽职守，以推动贵州文教为己任。他们设学官，建文庙，办书院，倡儒学，以此“作养人才”。

    在政策的感召下，各府、州、县、卫、司“徧(遍)立学校，作养人才”。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贬谪戍边的官员，亦把兴学育才作为职志，如王阳明、张翀、邹元标等人在贵州的文化建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正德年间，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驿，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著书立说，并创办龙冈书院，旋即受聘主讲于贵阳的文明书院，开黔中讲学之风，流风所至，各地相继创办了21所书院。据史籍所记，从明初至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贵州共建官学47处。

    黔中书院兴起 启于阳明讲学

    明代的书院虽然隶属于官学，但在教学形式及内容上有别于官学。

    书院是学者讲课授业、著书立说、出版图书、开展学术活动的场所，管理者称山长，由省府大吏或学政聘请的饱学之士担任。山长有权聘请著名学者讲学，内容广泛，讲课自由，学术气氛较为浓厚。

    与官学教育旨在科举不同，书院以传授知识为主，不以科举为务。由于书院遵循自由讲学的宗旨，无形中威胁到封建统治的官学体制和思想专制，从而引起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与极大恐惧。对统治者而言，万历至崇祯年间东林党、复社正是利用书院的讲堂自由讲学，抨击朝政，指斥“邪党”“阉党”，从而导致政治动荡，国运危殆。若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危及政权生存。基于以上考量，朝廷曾先后4次禁毁书院。在统治者的打压下，书院制度处于衰退状态。

    自古以来，贵州文教落后，书院不兴。唐宋时期，湘黔边界的沿河鸾塘书院、竹溪胜院是贵州仅有的两所书院，然而好景不长，后来也渐寥落。

    到了明代弘治年间，贵州的学校教育不再由云南提学副使代管，受此鼓舞，一些热心本土教育的官员与人士趁势而起，纷纷办学，书院勃然兴起。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黄平士人周瑛在黄平州北龙渊池畔创办草庭书院，开黔中书院之先河。

    弘治十七年(公元1503年)，贵州按察司副使毛科再建贵阳文明书院。在其后的百余年间，铜仁铜江书院、定番中峰书院、修文龙冈书院、黎平天香书院、平越石壁书院、贵阳阳明书院、正学书院、都匀鹤楼书院、南皋书院、镇远紫阳书院等继起，共有书院20余所。这些书院大多分布在官学密集地区，集中在黔东北六府及黔中一线，这对活跃官学区的学术空气大有助益。

    贵州书院的兴起和发展，都与王阳明在黔讲学及其学说在明代盛极一时有着密切关系。正德初年，王阳明在修文创建龙冈书院，聚众讲学，从学者30余人。之后，“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而观如睹”。

    王阳明的教学很有特色，形式灵活，与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截然不同。学子可以自由发问，老师根据自己的见解即席回答。如果有异议，可辩论，可切磋。通过双向交流，密切了师生关系。在《示龙场诸生条》 中，王阳明的教育理念充分地显现出来，他对学子以四事相规：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史继忠先生对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有如下评述：“龙冈书院开启了贵州自由讲学之风，颇具独立思考、个性解放的特色，这在当时国内各书院中是十分突出的。”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席书任贵州提学副使，因慕王阳明思想，邀其赴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为此，席书特挑选各府、州、县成绩优异的生员来书院学习，并“身率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与王阳明讨论身心之学，常至深夜，学生“环而观听”颇受教益。

    王阳明辞世后，其“心学”风靡华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圣哲”之语。为纪念王阳明对贵州教育的贡献，贵州巡抚都御使王杏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建阳明书院，贵州提学副使——王阳明弟子蒋信于7年后(公元1542年)建正学书院。蒋信的继任者徐樾，系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在黔期间，“讲明心学，陶镕士类”，不遗余力。黔中大吏亦不甘人后，拨款修葺修文阳明洞及王文成公祠，之后又在贵阳修建阳明祠。

    贵阳系黔中首府，有“领袖全黔”的地位。文明书院的建立，吹响了贵州文教振兴的号角，在文明书院的引领下，全省各地官员士绅乘势而起，纷纷建立书院，犹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据史册所载，从明初至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两百余年间，在华夏的科举场上，贵州士人书写了111名进士和千余名举人的好成绩。这些进士和举人来自长江中下游的“优良之族”及其后代，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明代大兴文教的大环境中，加之书院的熏陶，他们发愤图强，走出大山，在科举场上与中原士人互争雄长。

    《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序》 对此有如下评价：“黔自建省以来，名德硕彦接踵云兴。或以经济，或以勋业，或以学问，或以品概，固已彪炳当世，卓荦千秋矣！ 以与中州相较，未遑多让，孰谓黔瘠而无人哉。”

    躬为训课 书院人才辈出

    清朝入主中原后，汉族人民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息。为了防范明朝遗民利用书院宣传反清思想，清廷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清廷明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意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

    在这种肃杀的气氛中，贵州仅保留明代书院4所，它们是思南府的大中书院、为仁书院，平越府的溥仁书院及贵阳府的阳明书院。据康熙年间统计：当时贵州共建各级官学69所，其中府学14所，厅学8所，县学34所，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随着政权的日益巩固及自信心的加强，清廷逐渐认识到“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

    到了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清廷下令在各省设立书院，经费由朝廷拨给，责令各省督抚“有化导士子之职”，“宜殚心奉行”，时刻牢记“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省官员闻风而起，视兴办书院为“人才之薮，教化之源”。然而清廷并未放松对书院思想领域的控制，它的手段是：逐步使书院官学化，使之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如书院的主持人(乾隆以前称山长，之后称院长)、设置、办学经费及生徒均由各级官府批准。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清廷明确规定：“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仿分年读书之法，予之成课，使贯通经史。”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清廷又对书院生员课程内容作出以下规定：“书院肄业士子，应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而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当先攻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之课，仍以八股为主。”

    清代书院教学以考课为主。书院的学生，就是官学的生员。他们平时以自学为主，定期参加考课，为科举考试作准备。考课每月两次，全年16次(因每年开课8个月)。据史料所载，黎平府黎阳书院规定：每年农历三月初二开学，十一月初六封课。生员每日上午背诵诗文和讲解四书五经经义，下午讲解诗法。清明回乡扫墓，八月回家参加收割，各放假五至七日，可以免课，其余月份的初二和十六日举行月课，每次课考作文一篇，诗一篇。课考后按成绩排定名次，发榜公布。

    考课是书院的主要形式，但不少书院沿袭了明代王阳明、邹元标的讲学之风。如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陈锐，乾隆年间担任山长的陈法、张甄陶、艾茂，以及乾嘉年间主持贵山书院的何泌、翟翔时，光绪年间的贵州学政严修，都以“躬为训课”、为学子释疑解惑而著称。由于他们的身体力行，贵州书院人才辈出，世代不衰，为科举制度输送了大批人才，并在传播传统文化、培养人才、繁荣学术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改制学堂 书院退出历史舞台

    虽然官府对各地书院控制很严，书院自身也是重考课而轻讲学，然而书院在客观上推动了贵州文化的传播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贵州的部分书院，仍沿袭明代王阳明、邹元标的讲学之风，比较重视山长、主讲的选聘。加之聘请省内外博学鸿儒到此讲学，使书院的教学质量明显高于府学、县学。如贵州郎岱设立书院后，“生徒常住数十人，弦诵之声不绝”，自此当地风气为之一新。又如贵阳的贵山书院，生徒常在百名以上，最多时达200余人，许多博学鸿儒在此讲学。如清初理学家陈法，在贵山书院执教20年。之后的名士艾茂、何泌、翟翔时等，都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为职志，对贵山书院“士行蒸蒸日上文学、科甲日盛，贵阳人士遂冠于西南”做出了贡献。

    贵山书院毕业的学生中亦不乏俊杰之士，如嘉庆年间被誉为“殿上虎”的谏官花杰，咸丰、同治年间著名汉学家傅寿彤，以及“大魁天下”被称为“滇黔以状元及第夺魁第一人”的赵以炯等。又如贵阳学古书院，光绪初年改为正习书院后，贵州学政严修又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将其易名经世学堂，以此进行贵州教育改革。经世学堂不仅是贵州兴办近代教育的开端，亦是国内最先改革书院的典范。该学堂为贵州乃至国家培养了大批英才，并使之成为清末民初的政界、文坛及学界的中坚力量。

    据史料所载：清代贵州共有书院133所，其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就有100余所。较之宋代的一所和明代的21所，清代贵州书院发展之快，实在惊人。值得一提的是，以前文教未兴之地或新建置的府、州及直隶厅也建起了书院。如新建置的大定府建有11所，兴义府建有10所，松桃直隶厅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道光及光绪年间先后建起书院3所。过去被视为“王化未及”的“千里苗疆”，改土归流后，亦先后在罗斛厅、长寨厅、郎岱厅、归化厅、永丰州、古州厅、永从县、八寨厅、丹江厅、台拱厅建立书院。

    咸丰、同治年间，贵州爆发各族人民大起义，经过血腥战火后，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大多遭受焚毁。战后有的得以恢复和重建，有的就此消失。光绪年间，贵州虽然又新建一些书院，但数量少、规模小。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王朝颁布兴学诏书，贵州的书院随后改为大、中、小学堂。自此，书院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