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的能力转向
尚晨光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教育的形态与生态。《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已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对高校思政课而言，这场变革的意蕴尤为特殊：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政课的关键在教师。当大模型能在数秒内生成引经据典的理论阐释，当算法推荐开始隐蔽介入青年价值观的塑造过程，思政课教师的能力结构已经到了必须重新审视的时刻。技术改变的是育人条件，无法改变育人的核心使命。厘清生成式人工智能给思政教育生态带来的实质性冲击，进而明确教师能力转向的方向与发展进路，是当下亟待回应的现实课题。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高校思政教育生态的现实审视
就知识维度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正深刻改写着思政课堂的知识稀缺性结构。媒介环境学家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意在强调，真正改变人类认知方式的往往并非媒介承载的具体内容，而是媒介本身的形式特质。在这一视域下，大模型输出的某段文本不过是表层涟漪，“随时可问、即刻可得”的知识获取范式才是影响深层的变量。长久以来，思政教师在知识授受层面的教学话语权，根植于其深厚的理论积淀，以及讲台空间赋予的“知识分发权”。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自注意力机制等算法，实现了对海量人类语料的深度语义理解与逻辑重构，让学生可以在数秒内获取引经据典、逻辑自洽的理论阐释，师生间原本固化的信息位势落差被瞬间缩小。这种知识位势的变化，实质上已经松动了教师作为理论阐释者的传统权威根基，也让传统课堂中依托信息不对称建立的“知识-权力”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正当性挑战。
就交往维度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作为一种隐性中介，深刻改写着思政课堂的交往场域。传统课堂原本是一个边界清晰的情境空间，教学节奏的引导均锚定于教师的在场主导。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泛在接入、即时响应与高顺应性的交互逻辑，正悄然模糊着这道情境边界。技术哲学家贝尔纳 · 斯蒂格勒曾指出，技术并非外在于人的中性工具，而是深度参与人类认知与情感建构的“技术代具”。这一洞见为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角色提供了关键视角。当学生遭遇理论困惑或价值迷茫时，其首要诉求往往不再是向教师寻求对话，而是转向算法生成的即时解答。这种转向本身，便是技术作为“代具”深度介入交往过程的典型表征。互动重心的实质性偏移，使得机器模拟的“伪交往”开始替代师生间真实的“主体间性”互动，形成一种看似中立、实则消解价值导向的“无立场的立场”。这种隐性的声音，在潜移默化中稀释着师生之间的情感在场，使得思政教育赖以发生的对话信任面临着被技术逻辑悄然悬置的风险。
就价值维度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技术理性的隐蔽逻辑，影响着思政教育的价值导向生态。大语言模型的输出并非对客观世界的镜像反映，而是受制于开发者设定的“价值对齐”目标，且经由反馈强化学习算法等机制深度规训的产物。为了保障概率生成的安全性与平稳性，算法天然倾向于输出“去政治化”的折中主义叙事：这种看似不偏不倚的最大公约数表达，实则抹平了重大原则问题上本应具备的价值锋芒。这与思政教育所要求的价值澄明与鲜明意识形态导向，构成了深层的内在张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学生习惯了这种所谓“理性”的算法表达后，极易将其误认作真正的客观中立，反而对教师旗帜鲜明的价值引领产生排斥性的刻板认知。由此，意识形态阵地的捍卫已从宏观的舆论博弈，下沉至微观层面每一次人机交互的提示词与生成结果之中。
二、高校思政课教师能力的三重转向
一是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应从知识的有效传递向意义的深度生成跃迁。当引经据典的理论阐释可由算法在数秒内生成，教师能力的重心便不能再停留于给出答案。因为答案只是信息，而非意义；意义的生成，核心在于建立知识与人之间的内在关联。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有答无问”的技术，它固然可以穷尽既有语料中的所有答案，却无法真正提出问题，更不能体察发问者背后的现实关切与价值困惑。而思政课的深度，恰恰始于一个直抵人心的真问题。由此，教师应当从知识的“分发者”转变为意义的“生成者”，以高质量的议题设置牵引学生穿透繁杂的信息表象，将马克思主义从外在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生命信念。如今，学生带着算法生成的观点走进课堂已经成为常态，教师的能力不再体现为单纯复述原理，而更在于能否在众说纷纭中辨析前提、澄清立场、确证意义。说到底，这正是知识传授环节被技术冲击后，思政课被动“裸露”出来的本质所在。正如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篇》中以“产婆术”自况，其核心在于真理无法灌注，只能助产。思政课教师阐释与机器阐释的分野也正在于此：前者是学理的融会贯通，能讲透“所以然”背后的“所以然”，后者不过是语料的统计平均。
二是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应从课堂的有效主导向情感的真实在场拓展。机器可以模拟对话，却无法给出真实的“在场”。哲学家马丁· 布伯曾区分“我与你”“我与它”两种关系形态：前者是两个生命的相互敞开与彼此照亮，后者则是主体对客体的功能性征用。人机交互无论多么顺畅，终究属于“我与它”的关系；而思政教育的发生机制不仅是信息传输，更是价值共鸣，只能在“我与你”的关系场景中生成。这就决定了，教师的具身性在场是思政课的真正根基。课堂上即时性的回应、依托真实经验积淀形成的价值判断，以及在重大议题面前展现的立场与态度，共同构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难以复刻的教育力量。据此，情感在场力首先意味着一种重建关系的自觉：思政课教师不应回避学生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交互，而应将其转化为课堂对话的起点或教学素材，在真实的师生互动中澄清算法生成的“二手困惑”，让被技术稀释的情感在场重新变得饱满真切。“经师易求，人师难得”，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高效生产内容，却始终无法以身载道。思政课教师的情怀与人格，也从教学的背景性条件跃升为当下最稀缺的育人要素。
三是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应从技术的熟练使用向价值的主动把关深化。驾驭技术的起点，是对算法逻辑的批判性审视。面对算法输出的折中主义叙事与潜在价值渗透，教师的数智素养不能仅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的操作，而必须跃迁至价值理性层面的批判：要能够洞悉流畅文本背后的语料偏向与立场预设，进而将隐性的价值导向从学生的认知图景中剥离、澄清。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曾指出，技术并非决定论的“铁笼”，它可以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被重新设计与再语境化。他揭示出技术代码本身就内含社会价值选择，而使用者可以通过主体性干预，对算法生成内容进行价值重塑。据此理论，思政课教师不能回避算法的偏误输出，而应善于将其转化为辨析素材，引导学生把人工智能生成的平均化表达，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比审视，实现从技术风险到育人资源的实质性转化。价值把关能力转向的深层旨归，体现为对整个教学流程的统摄性设计。教师应当转型为教学流程的“元设计者”，统筹决定技术在何处进场、何处退场。具体而言，知识检索可以依托算力，但价值判断绝不能外包；基础文本的生成可以借力技术，而价值立场的确证必须由教师把控。
三、人机协同育人格局中的教师能力发展进路
教师能力转型的逻辑起点，是个体观念的深刻自觉。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迭代，部分思政课教师呈现出两种心态：或将其视为可以包办教学全流程的数字代理人，陷入技术万能的迷思；或将其视作威胁拒之门外，退守技术恐惧的壁垒。这两种姿态看似截然对立，实则共享同一认知前提——把技术看作外在于教育本体的异己之物。走出这一困境，关键在于重塑教师在人机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唯有确立“在使用中批判、在批判中使用”的价值立场，以价值理性统摄工具理性，才能在人机协同中守住教育自主权。也应当看到，主体性的真正确立，还需要向内锚定思想根基。数智素养的提升固然不可忽视，但它终究只是“器”的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才是思政课教师安身立命之“道”。这份功底赋予教师洞察算法偏见、澄清价值迷雾的底气与锐度。技术可以迭代，工具可以更新，但思政课教师作为价值引领者的角色定位，始终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坚定的政治信仰之上。
能力养成，离不开组织化的实践土壤。人机协同中的分寸拿捏与边界勘定，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智慧，无法通过书面传授直接习得，只能在共同体的切磋琢磨中逐步生成。为此，高校应推动集体备课与校本教研深度转型，将智能工具介入教学的时机与尺度、算法输出偏离育人目标的纠偏策略等议题纳入教研核心议程，在持续的教学设计与课堂验证中，把个体的零散探索提炼为可迁移的教学范式。与此同时，还需要向外拓展共同体的边界。为此，高校应推动思政课教师与计算机科学、伦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学者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借助跨学科的专业视角穿透“技术黑箱”，厘清算法推荐背后的价值负载与意识形态嵌入机制，进而将技术批判从直觉判断升华为学理认知。
转向成果的固化，最终有赖于制度生态的护航。其一在培训：应将数智素养系统纳入思政课教师培训的核心模块，且培训导向须从“操作演示”升级为“价值把关”。教会教师使用工具只是起点，锻造其洞悉算法偏向、守护价值航向的判断力才是最终目标。其二在评价：要警惕能力转向中滋生新的形式主义，不以课件的炫目程度、技术的使用频率论英雄，评价的准星应始终对准育人实效，让真正实现能力转向、于无声处铸魂育人的教师被看见、被激励。其三在规约：应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思政课堂划定负面清单，以刚性制度明确技术应用的边界与主体责任，让价值把关有章可循。归根结底，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重塑教学的技术形态，却无法替代铸魂育人的价值使命。思政课教师唯有在转向中重塑能力，在坚守中安顿使命，努力成为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方能在人机协同的时代帷幕下，继续担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引路人。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4JDSZK14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