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他

    ■邓炜正

    小时候听家族里的老人讲，新中国成立前，贵定庙会最盛大的活动，要数“抬阁”巡游。能被选上“抬阁”的孩子，相貌周正还在其次，更得是家风纯正、品行端良的人家出身。父亲小时候就多次入选，整支巡游队伍从东门江西会馆出发，经大十字，绕遍南街、西街、北街，再转回东门，沿途锣鼓喧天，整座老城都跟着沸腾起来。

    但这些热热闹闹的旧事，到底不如童年里一个寻常的下午记得深。那年暑假，父亲带我们五兄弟去西门河学游泳，那段河道在菜篮桥和浑水湾之间，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我们在水里泡了一下午，上岸拍着湿冷的胳膊收拾衣服时，父亲从兜里摸出一枚咸鸭蛋，慢慢剥去蛋壳，指尖小心翼翼地把蛋白蛋黄匀成五份递过来。他笑着说：“游泳最能磨炼心性、强健体魄，你们五兄弟也要好好练习。以后这地方就叫鸭蛋湾，得空我就带你们来。”又能玩水又能吃到咸香的鸭蛋，我们几兄弟乐得直蹦。我仰头问他为什么不吃，他只是笑着，没有答话。

    那时候我总觉得父亲小气。他写得一手好字，却从不愿主动教我练字。上学时好多同学字写得比我好，我常因为写字差挨老师批评，背着打了低分的作业本红着眼回家，和家里兄弟比写字也总落于下风。唯独这些时候，他才肯开口点拨一两句：“字格不能太满，要留有余地，字才能和你人一样清爽。”“这一横放开写，就比你三哥写得好。”“这撇再拉长些，就能赶上你大哥。”话说到这就打住，再多一句诀窍也不肯讲。我心里憋了好多年的气，怨他藏着本事不肯全教给我。我问他为什么不把所有方法都告诉我，让我一下超过所有人，他还是笑着，没有答话。

    唯独对我工作上的事，他上心到了极点。1995年我进贵定税务系统，报到第一天他就专门叮嘱：“别只盯着税务检查那点本职工作，多看看县里各家企业的经营情况。走访一家，就写一份实打实的调研报告，别应付了事。”不管白天忙到多晚，我写完的稿子他都要逐字逐句帮我改，连标点的疏漏都要圈出来。入职才半年，我写的三篇调研文章就登上了 《贵州税务》 杂志。

    家里进门最显眼的墙上，原先专门用来挂着他刚写好的书法作品。我的文章刊发后，他当即把自己的字摘了下来，把我印着铅字的文稿端端正正挂了上去。后来我得的奖状、工作证书、每一篇发表的文章，他都像收宝贝似的攒着，一张接一张往墙上添，连边角都捋得平平整整。记得最后添上去的，是我调去都匀的工作调令复印件。他还特意给这面墙起了个郑重的名字，叫“邓炜正同学专栏”。我问他怎么不挂自己的新作品，反倒把我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摆得满墙都是，他依旧笑着，没有答话。

    母亲走了几年后，我调去都匀工作，逢节假日雷打不动回贵定看望父亲。他知道我要回来，总提前大半天去菜场挑我爱吃的菜，守着炉子炖上。一家人围在火炉边，斟上二两酒，天南海北地聊：从上古典故到地方轶事，从国际新闻到街上的新鲜事，从过去的苦日子到新修的高速路，从家乡地理风貌到老城修缮规划，就连养生、种菜这些细碎琐事，我们也能聊到一处。我有不懂的问他，他就端着酒杯慢慢给我讲，常常讲到深夜，火苗都快烧尽了他还兴致不减。那时候我问什么他都懂，什么都愿意回答。

    前几天我在州档案馆连夜扫描父亲的书法作品，筹备编 《邓公开应诗联墨迹选》。整理时遇到好些拿不准的字、记不清来历的联句、乃至整个书的结构分布，我下意识就想：等忙完这阵，给父亲打个电话问问他。

    等捧着扫好的文件走下档案馆楼梯的时候，冷风一吹我才猛地反应过来——我现在编的这本书，本来就是邓公十年祭啊。胸口忽然堵得发慌，这么多年沉在心底的思念，原来全藏在这些没说出口的“想问问他”里。

    那枚咸香的鸭蛋、那片叫鸭蛋湾的河滩、那面挂了二十多年的“专栏”墙、那些火炉边没聊完的深夜长谈——父亲这辈子从不讲什么大道理。他只是把一枚蛋匀成五份，把一个无名河湾变成我们兄弟几人的童年烙印，把一面最显眼的墙都让给儿子的小小进步。然后把所有没说出口的答案，都留在了我再也拨不出去的那个电话里。

    （作者单位：黔南州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