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学问写在大地上”

吴尚博士观看　《山河间的青春刻度》。

    本报记者 廖尚海

    观看了 《山河间的青春刻度》，一夜来，华罗庚先生的身影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也让我想到了一位农户。

    那是2023年9月，在六枝特区的田间，一位大姐站在自家稻田前，望着被二化螟啃噬得枯白倒伏的稻子，用手掩住了脸。她没有哭出声，但那副沉默的画面，像一根刺，扎进了我们所有团队成员心里。

    节目中，华罗庚先生的身影让我久久动容。他背着行囊走进梅花山隧道的烟尘，把数学方法用在最艰苦的建设一线。他写下的那句“更爱三线练人场”，在今天听来，依然滚烫。我突然意识到，我和我的团队，何尝不是在奔赴属于自己的“练人场”？ 我们的实验室不在别处，就在贵州这片山高谷深、病虫害频发的土地上。

    2024年，在导师宋宝安院士和宋润江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带着自主研发的新型绿色农药“噁唑虫嘧啶”，回到家乡六枝和惠水的稻田。喷药后的那几天，我们蹲在田埂上，看虫情变化，记录叶片舒展的过程。当数据终于显示防治效果超过80%，当农户们笑着对我们说“这药真灵”，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以前，审稿人是我们唯一的读者；如今，农民的笑容，就是最高的评价。

    我始终记得自己说过的那句话：“确保农民的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

    我的老家在六盘水，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小时候看长辈种地，最怕的就是虫灾。尤其在我们贵州，高湿的天气让病虫害防不胜防，乡亲们一年的辛苦，常常就这么打了水漂。如今学了农药学，我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用我们研发的药剂，护住那一季的收成，让“颗粒归仓”不再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是每年秋天都能看到的现实。

    节目里说：“最高的学问用于实践，最深的爱献给国家。”对我而言，这句话并不抽象。它具象为每一次下田取样时沾在裤腿上的泥，每一次配方调整时熬过的夜，还有农户看到庄稼丰收时，那张舒展开的笑脸。

    作为贵州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我将继续深耕农药创制领域，像无数三线建设者一样，把青春安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想把学问，真正写在家乡的土地上——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让每一寸土地，都能迎来真正的颗粒归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