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百衲衣

    ■刘先录

    农历冬月二十四，天阴沉得像块旧毡布。闭上眼，一件衣服的轮廓便从记忆深处浮起——那件百衲衣。三十年了，它长在我记忆的皮层上，纹理分明，我甚至能“摸到”第三层补丁上最厚最硬的针脚。三十年前的今天，父亲彻底停下了手中的针线，而今已年逾花甲的我，才真正开始解读他一针一线缝进我生命里的究竟是什么。

    父亲生于1922年，一生没离开过土地。中年丧偶后，与同样丧偶的母亲重组家庭，相濡以沫。母亲在我六岁时病逝，生活的磨盘便彻底压在他一人肩上。他的一生似乎都在消化接二连三的失去，唯一的应对，就是把腰弯得更低，把脚下的土地抓得更牢。

    我的启蒙始于油灯，而非学堂。

    记忆里最暖的画面，永远是那盏如豆的油灯。灯下，父亲摊开红纸，用工整的字迹写下“赵钱孙李”，写下“甲子乙丑海中金”。白天他领哥哥姐姐下地；晚上无论多困，总要就着昏黄的光教我认字。兴致好时，便讲些“桃园三结义”，讲“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古老而又动听的故事。

    如今我才明白，在那个言语需谨慎的年代，父亲在油灯下给予我的，不只是知识。那是他用最古老的汉字与故事，在我心里夯下的一块精神基石。无论外界风向如何变幻，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讲信义，重伦常。那是他在动荡年代，能为我开辟的唯一的“桃花源”。

    然而桃花源的围墙，挡不住现实的寒风。

    十岁，我进了大队民校，因识字直接念三年级。1974年小学毕业，满以为能在公社读初中，却因父亲“开过荒地”“搞过小生产”，被“政审不合格”五个字挡在初中门外。十二岁眼中的火苗，被时代的灰尘轻飘飘掩埋了。

    我放下书包，拿起锄头。最刺痛的一幕发生在一个细雨黄昏。我家的大黑牛被生产队指派给一个黄姓男子使用，耕完地，那人径直将牛牵走，说归他了。我在后面哭着追，在山路上滑倒又爬起，死死拽住温热的牛尾巴跟了二里地。牛最终还是被夺走了。我回头，看见父亲站在远处屋檐下，沉默如淋湿的泥塑。

    那时我只感到委屈。如今回望，才读懂那沉默如山的背影里压着怎样的惊涛骇浪。他不能替我夺回牛，便决心为我再造一副“铠甲”。

    于是，便有了那件百衲衣。

    记不清父亲从多少个夜晚偷出时光，也数不清用了多少块碎布——哥哥姐姐的烂衣裤，邻居家的弃布头，真可谓“百家衣”。只记得我们睡下后，油灯再亮，他佝偻着背，将各色破布对齐、叠好，用粗针穿上棉线，一层、两层、三层……密密地纳进去。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一起一伏，缓慢固执，仿佛不是在缝衣，而是在构筑一件能抵御世间风寒的甲胄。

    天蒙蒙亮，他磨好镰刀唤我的乳名。我便穿上这件厚重笨拙的百衲衣，走向家后海拔1700多米的刘家大坡。衣服很沉，但异常暖和。穿着它放牛割草，茅草荆棘划过只有闷响，无法刺入。站在坡顶，我能望见二十公里外县城对面的“天马山”。山外的世界，在我眼里辽阔而神秘。

    那时我只嫌它厚重累赘。如今在暖气恒温的屋里，当我用记忆的指尖“摩挲”那些纳进煤油烟尘的针脚时，才忽然懂得：他哪里是在缝衣服，他是在为我一片片缝合那个因贫困不公而支离破碎的童年。他用所能搜集的全部“柔软”与“坚韧”，为我垫住了生活最粗粝尖利的那一面。

    辍学一年后，父亲通过姐夫的关系，把我送到二十多里外读初中。每周我背着苞谷面走时，他总重复那句：“读就好好读，读出个人样子来。”

    然而生活再次变奏。1977年暑假，父亲修厕所摔伤卧床，对我说：“别再读了，读完也没用，想要工作要有关系。”我第二次辍学，收完庄稼坐在屋里偷哭。后来是三姐看不过去，说：“你想读，就去吧。”我才得以重返校园。

    1977年冬，高考恢复的消息如春雷传遍大地。1978年，我考上中等师范学校。当我把录取通知书交到他手中时，他捏着薄纸，手微微颤抖，浑浊的眼泪一颗颗砸在纸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父亲流泪。

    我曾长久困惑，甚至暗自怨他为何在我最想读书时亲手阻拦。直到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在生活重压下做过无奈抉择，如今退休回望，才真正懂得：他不是看不见远处可能有光，而是自己在漫长无光的隧道里跋涉了太久，久到不敢确信那光真会照进我们这样四面漏风的茅屋。他的阻拦，是一种基于创伤的、更深沉甚至绝望的保护。而他最终的默许，乃至后来咬牙供我读完师专，则是用尽一生积累的所有勇气，为我那“万一的可能”，押上了最后的赌注。

    父亲的爱，是动词，是名词，唯独不是形容词。

    它具象为刘家大坡上那块两亩荒地。那是自留地被不公丈量后，他从石头缝里为我们抠出的一线生机。他种苦荞种玉米，种下的不仅是口粮，更是“绝不能饿垮”的意志。我后来才把两件事连起来想：我师专的学费，那一驮驮换成钱的玉米，源头不正是在这片荒地上吗？ 原来他早就在那座山上，以最原始的方式，为我存下了最后一笔“教育基金”。

    他平凡，一生最高“职务”是生产队保管员；他内敛，一生未对我说过一个“爱”字。但他的爱无处不在：是油灯下的光，是百衲衣上的针脚，是开荒的锄头，是驮粮的马背，是通知书上砸开的泪花。

    父亲在1995年冬天，农历冬月二十四走了，享年七十四岁。

    弹指一挥间，父亲去世已三十年。我也六十三岁，退了休。时间终于把我推到能与他平视、能理性理解他的高度。

    我不再追问命运为何予他那么多艰辛。我也不再需要从记忆箱底翻捡那件早已化为尘土的百衲衣。因为我知道，他缝进去的百家布、长夜里的光、一个农民父亲在动荡年代所能给出的全部安稳与期盼，早已长成了我的皮肤、我的筋骨、我的信念。

    父亲，您看，您留下的从来不是一件衣服。

    您留下了一种活法——

    人生或许布满补丁，但只要用爱和坚韧，一针一线密密缝好，就足以温暖一个凛冽的时代。

    并且，这余温，足以传代。

    （作者单位：贵阳市商贸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