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老师都有谁？

张之洞业师丁嘉葆校藏　《寒山金石林时地考》　页面。(资料图片)

幼年张之洞　（安龙张之洞陈列馆展陈图片）

张之洞拜师　（源自安龙张之洞陈列馆）

胡林翼　（如图）　虽然没有对张之洞直接教学，但他对张之洞的思想影响极大。

胡林翼对张之洞的学业指导与影响应该是通过韩超　（如图）　来实现的。

张之洞

    张之洞，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1837年9月2日）出生于贵阳，4岁随父来到贵州兴义府（治今安龙县），13岁回原籍直隶南皮应科举，后中顺天解元。16岁时返回兴义府，17岁成婚，18岁时携妻女返回原籍南皮准备高一级的科举考试。同治二年（1863年），张之洞高中探花，一举成名天下知。那么，神童张之洞是如何炼成的呢？ 他的老师都有谁？

    从张之洞参加乡试时填报的履历来看，张之洞在兴义府期间，先后有曾叙笏、袁理、张国华、贵天乙、黄政钧、王含章、敖国琦、彭拔才、包景肃、张元弼、韩超、童翚、洪调笙、胡林翼、丁嘉葆、翁同书等16人成为张之洞的业师。其中，丁嘉葆与翁同书曾任贵州学政，到兴义府举行院试时对张之洞的学业进行了指点。包景肃是兴义府训导，张元弼是兴义府学教授，童翚曾任兴义府珠泉书院山长，曾叙笏、张国华、贵天乙三人是兴义府城优秀学子，黄政钧、王含章、敖国琦、彭拔才等人则是黔中翘楚，洪调笙是湖北人，袁理则是张之洞的姑父，上述各人都曾讲学于兴义府城珠泉书院，张之洞等人又附学于此，故结下师生之缘。而韩超则是为筹措回乡资金，受张之洞父亲张锳之邀讲学于兴义府珠泉书院，张之洞又通过韩超“问业于胡文忠公 （林翼）”，由此结下师生情谊。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兴义府的学习生活经历，奠定了其一生学问文章的基础，才成就了后来的一代名臣张之洞。

    学政授业 一生受益

    在张之洞的求学生涯之中，有两任贵州学政成为了他的业师，那就是丁嘉葆和翁同书。

    丁嘉葆 （？—1848年），字诵孙，江苏武进人，道光十八年 （1838年） 戊戌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46年，丁嘉葆以左庶子身份紧急接任丁忧离职的何桂珍，出任贵州学政。次年四月二十五日，丁嘉葆按临兴义府主持岁试，当时张锳离府到安庄公干，由兴义县知县陶金诒代行提调事务。五月初六，张锳从安庄归来。十一日，应张锳之请，丁嘉葆对张之㵲、张之清、张之渊、张之洞四人学业进行了精心指点。十四日，张锳率张之㵲、张之清、张之渊、张之洞四人向丁嘉葆行谒师礼，丁嘉葆赠给张之洞兄弟四人每人书扇一把，张锳也回赠丁嘉葆何首乌10斤。在此期间，丁嘉葆还应张锳之请，亲自写信给正在云南师宗丁忧的前任贵州学政何桂珍，邀请其到兴义府城讲学。何桂珍与倭仁、曾国藩等都曾师从于经学大师唐鉴，经学造诣极深，是为滇中一代名儒。令人遗憾的是，丁嘉葆在教授张之洞的第二年即去世，师生二人就此永别。

    翁同书（1810—1865年），字祖庚，号药房，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年 （1840年） 进士。道光二十八年 （1848年） 七月，翁同书以翰林院编修提督贵州学政，以接替因病离职的丁嘉葆。后来，翁同书两度出任贵州学政，直至1853年才离开贵州。在此期间，翁同书数次到兴义府主持院试，并对张锳主持修建的兴义府试院赞叹有加，“重门耸峙，广堂深阔，石柱凌云，皆镌楹句”。张之洞受业于翁同书，应是翁同书到任贵州学政之初的1848年，当时翁同书紧急接任因病离职的丁嘉葆。张之洞与翁同书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同治二年 （1863年），张之洞与翁同书之子翁曾源同系第一甲进士，翁曾源是状元，张之洞是探花，两人遂结下十分深厚的友谊。翁同书又系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大哥，张之洞与翁同龢之间又有诸多政见不和，张之洞曾自叹“此等孽缘，不解何也！”

    后来，张之洞自言“得力于丁诵孙先生最多”，可见丁嘉葆、翁同书两位学政对其学业影响之深远，可谓一生难忘。

    游学名师 一生成就

    张之洞在 《抱冰堂弟子记》 中曾言“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那么，这些老师又是什么时候教授张之洞的呢？

    吕贤基 （1803—1853年），安徽旌德人，字羲音，号鹤田。道光十五年（1835年） 乙未科进士，历任编修、监察御史等职。咸丰元年 （1851年），升为工部左侍郎，后兼署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师从湖湘学派经学大师唐鉴，并将唐鉴的 《理学正宗续录》 《国朝学案小识》进呈朝廷，“借以正学之助”，足见唐鉴对其影响之深。张之洞一生恪守唐鉴、吕贤基等古文经学派佳人的坚定立场，而深恶今文经学，曾明言“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后来，张之洞说“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还详细回忆了吕贤基对他的教诲：“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日，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 《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且四经皆是郑君元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足见吕贤基经学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咸丰二年 （1852年），吕贤基出任顺天乡试主考，张之洞就是在这一科高中解元的。

    刘书年（1811—1861年），字仙石，河北献县人。刘书年幼年十分贫穷，“自十九岁以至成进士，率教授州郡以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三十年（1850年）到贵州任官，先后担任贵阳府、安顺府知府。刘书年曾师从曾国藩，并颇得曾国藩赏识，曾国藩还出钱200两予以接济。刘书年一生好学，生平著述颇丰，诗词文皆有可观。因与张之洞有姻亲关系，与张锳又同在贵州为官，故对张之洞有教育引导之责。后来，张之洞在《抱冰堂弟子记》中直言“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刘书年去世之后，张之洞为其撰写《贵阳知府刘君墓碑》，有云：“出同考官今毅勇侯曾公门下，最为曾公爱重，以学行相切磨。所友善如河间苗夔、善化孙鼎臣、贵筑黄彭年、遵义郑珍、独山莫友芝辈，讨论学业，长大不衰。其在馆阁典郡、军旅行役、忧患疾苦，未尝一日去书。晚尤好三礼之学，其经说笃守本朝诸大师，益务为详密。”字里行间透露出极深的师生情谊。

    朱琦（1803—1861年），字濂甫，号伯韩，广西桂林人，张之洞生母朱氏的族兄。道光十一年 （1831年） 举人，道光十五年 （1835年） 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编修、给事中、御史。朱琦性格刚毅，屡上书论政，以直言敢谏著称于世。朱琦在文学上专攻古文，早年曾师从桐城派门人吕璜，并与吕璜、龙启瑞、王拯、彭昱尧并称“岭西五大家”。道光二十年 （1840年） 之后，朱琦又与经学大师唐鉴及其门人倭仁等交往甚密，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朱琦在《跋倭艮峰〈为学大指〉卷后》说：“先是十余年间，诸老宿在京师，数过从，质所疑，独先生与唐镜海、李文园两先生，一以程朱之学为学，士知尊信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因不满当时朝政昏暗，朱琦愤而辞归故里，隐居于广西桂林。此后，朱琦一边主持桂山书院（孝廉书院），一边著书立说，试图通过教育和学术来激励世人。张之洞就是在此期间，从兴义府渡过南盘江，取道百色来到桂林，专程向朱琦求教。接着，张之洞取道湖南、湖北，回到原籍南皮，一举考入河北南皮县学。（有人言，张之洞曾到广西百色参加科举考试，大概就是被这次求学经历误导）后来，张之洞在《抱冰堂弟子记》中直言“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足见朱琦对其学业影响之深。

    后来，张之洞一生兼学汉宋，在诗词方面“运宋意于唐格”，自成一家。在古文、金石学等各方面均有所成就，成为晚清学术史上不可多得的儒学名家，这与其早年求学于吕贤基、朱琦等名家不无关系。

    潜心经史 一生致用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经世致用理念贯穿其始终，这与其早年求学于胡林翼、韩超两位经世大家是分不开的。

    胡林翼 （1812—1861年），字贶生，湖南益阳人。道光八年 （1828年），胡林翼之父胡达源出任贵州学政，胡林翼即随父到贵州求学，拜于贵东道郎葆辰门下。道光十五年 （1835年），胡林翼考取进士。道光二十年 （1840年） 出任江南乡试副考官，因主考官文庆携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以失察之罪降级调用。次年丁父忧，回籍守制。1847年，在林则徐、但明伦 （贵州长顺人，兴义府城人景其浚之岳父） 等人支持下到贵州为官，历署安顺、镇远、思南、黎平知府及贵东道。1854年离开贵州，参与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斗，先后出任湖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湖北巡抚。1861年８月逝于武昌，追赠总督，谥文忠。

    胡林翼是湘军创始人之一，与罗泽南、刘蓉等人同为咸丰、同治年间湖湘学派经世实学的践行者，他们的经世、改良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在道光、咸丰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在笃守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反对空谈身心性命和沉溺章句训诂，提倡经世致用的躬行践履，以实而又实的学术实践丰富了晚清经世实学。胡林翼对张之洞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军事战略。胡林翼在为官生涯中，将“儒术”作为军事行动的指导思想，曾言“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及也”，还曾致力于兵法研究，取《左传》 《资治通鉴》 等史籍中的军事内容编次成书，定名 《读史兵略》，作为将领学习兵法的教材，对后世影响深远。

    从胡林翼的生平经历来看，他是没有到兴义府对张之洞直接教学的。他对张之洞的思想灌输应该是通过韩超来实现的，故许同莘在 《张文襄公年谱》 中说“尝问业于胡文忠公”。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之后，特地前往武昌胡林翼祠凭吊，并赋诗 《谒胡文忠公祠二首》，云：“二老当年开口笑，九原今日百身悲。敢云驽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安攘未竟公遗憾，儌福英灵傥有知。”充满了对胡林翼、韩超二人的感激、崇仰之情。

    韩超 （1800—1878年），字寓仲，号南溪，直隶昌黎人。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考取秀才，此后连续13次参加乡试均未中 （仅于1834年中取副榜）。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经人推荐出任贵州三角屯州同，后改独山知州，道光二十八年 （1848年） 六月卸任。不幸的是，恰在此时，韩超之父因病在乡去世。为筹措回乡奔丧的旅资，应张锳之邀，韩超讲学于兴义府珠泉书院。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正月，韩超到达兴义府，当年底离开。在此期间，韩超对附学于此的张之洞进行了精心指点。胡钧重编 《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 载，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韩果靖公超提兵过余庆，得复修弟子礼”。可见，1849年韩超到兴义府对张之洞有教学之实而未行师生之礼，也可以看出韩超当时讲学于珠泉书院，而不是张之洞个人的业师。

    从韩超的人生履历来看，韩超曾长期与胡林翼在一起，受胡林翼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个人以为，胡林翼对张之洞的学业指导与影响应该是通过韩超来实现的，特别是胡林翼以儒学为核心，兵史结合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张之洞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张之洞又言“史学、经济之学受于韩果靖公”。

    后来，张之洞以洋务实践为核心，开创性地丰富和完善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体系，与胡林翼、韩超等经世学派倡导的经世致用理念一脉相承，成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张之洞一生学问文章，其基础全部是在兴义府学习生活期间奠定的，这也是对“一生学问文章，肇基于此”的最好诠释。

    来源：文史天地 （本报刊发时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