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杨俊

    初夏时节的核桃花总爱簌簌地落，落满父亲褪成月白色的蓝布衫。他仍像年轻时那样拄着竹杖，蹒跚着走到村口的老核桃树下。树皮皲裂的纹路里，藏着60多年前那个雪夜里发生的事——16岁的少年蜷在漏风的茅草房里，高烧几乎将睫毛都烧了起来。奶奶用碎布蘸着檐角融化的雪水，一遍遍擦拭他滚烫的额头，而窗外的风正裹着父亲痛苦的呻吟，在房前屋后游荡。就此，父亲开始下肢瘫软，无法站立。当时，家里贫穷，无钱送父亲进医院治疗，只得依赖民间土医生的偏方。可是，那些药物对父亲的病毫无作用。

    当所有草药都化作苦涩的叹息，当大伯背着他翻过一座座山梁依然无果时，一位独居的老药农怯怯地说他有一个民间土偏方能治好父亲的腿疾。说来也奇怪，经过老药农的一番折腾，父亲竟重新站了起来，只是再不能像从前那样奔跑跳跃，右腿永远比左腿短了半寸，走起路来一高一低，像山间蜿蜒的溪流，带着不完美的韵律。

    当时大伯在生产大队当支书，村里小学没有老师，便推荐了识字断文的父亲。20岁的父亲背着装满粉笔的藤篓，一瘸一拐迈进村小斑驳的木门。孩子们盯着他歪斜的影子窃笑，却不知这具残缺的身躯里，正奔涌着怎样滚烫的热血。父亲一瘸一拐地走上讲台用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开始书写了他长达40年的教书生涯，粉笔灰簌簌落在补丁摞补丁的袖口，同时也深深地刻进了孩子们的心里。

    雨季冲垮木桥那夜，他拄着拐杖摸黑砍倒自家三棵杉树，树皮上的血泡和木屑凝成了琥珀似的小球，硬是为孩子们又一次搭起了通往学校的通道；为修通连接紫云望谟两县交界的两个村 （望谟县打易镇的梅花村至紫云自治县猴场镇的纳降村） 的“连心路”，他晚上拿着手电筒挨家挨户做工作，讲述通路的好处，硬是把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家都走成了“亲戚”，白天他拄着拐杖一遍遍丈量着山林，鞋底磨穿的窟窿里钻出倔强的野草。通车那天，人们在欢腾时，父亲坐在推土机碾过的黄土上，泪水悄悄地从他那堆满皱纹的眼角滑了下来。

    退休后的拐杖声更密了。彭家媳妇和婆婆拌嘴，他拄着拐杖在彭家门外听了一宿蛙鸣，愣是劝住了才回家休息；杨家小孩没钱交学费，他悄悄给交了，就是不忍心让孩子辍学；村公路有一段塌方，没法通行，村里暂时没有专项资金维修，他自掏腰包请来挖机进行维修……有人笑他“多管闲事”，他懒得争辩，只是笑笑。

    记得那年冬月一个午后，父亲曾经的学生来看望他，父亲泪流满面，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父亲得知他的又一个学生客死异乡，他把自己关在老屋里很久很久。我推门时，正看见他无力地坐在床上，拐杖斜倚在墙上，父亲犹如一截风干的松木，嘴里念叨着：“我的学生，都走了十几个了，只留下我这老头子了，不知道我还能活几年……”

    父亲在他们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之前奶奶给父亲取名小九，后来，据说是为了让父亲更聪明，又改为昌智，但是老一辈人都喜欢叫他小九。当时父亲是咱家族里唯一一个识得字的，因此在家族里威望极高，家族里的晚辈们只要听说是九叔或是九爷来了，都会肃然起敬。这也为村里修挖公路提供了便利，许多纠纷都是父亲给解决的。后来的发展也印证了父亲的做法是正确的，村里人都说，要不是那老头子，咱村这路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通呢！

    大伯早在20多年前就已离世，近几年，姑妈们也相继离世，父亲很是感伤。平日里，父亲有事没事总会到大伯的墓旁坐坐，和大伯说了很多话——谈论着时代的变迁，村里的变化。末了，总不忘说那句：“不知道我还能活几年……”有时我在旁边只能静静地看着，不敢也不想打扰他们。

    那年春节，父亲说为了丰富村里的文化活动，建议村里举办春节联欢活动，在父亲的四处奔走和大力呼吁下，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本地青年的大力捐助，那年的春节联欢活动很是热闹，活动开展了3天，头发花白的父亲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和大家唱和大家跳。最后，在父亲的倡导下，在距村委活动室不远的拐角处立了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各位捐助人的名字，称为“功德碑”。

    如今功德碑在春风里挺立着，一行行的名字在阳光下流转。可我知道，真正的丰碑在老核桃树的年轮里，在村民们的互帮互助里，在孩子们作业本工整的字迹间，在之前村口一次次架起的木桥每根杉木的纹路中。父亲的白发早已和梨花融为一体，唯有那根竹杖，仍在青石板上叩出清越的回响——那是土地在诵读永恒的诗行，是山魂在续写未竟的传奇。

    暮色漫过山脊时，我常看见父亲化作一株老核桃树。根系深扎在梅花村的泥土里，枝桠间栖着代代学子的梦。而那些随风飘散的核桃花，原是他写给大地的情书，一瓣瓣都落进孩子们远行的行囊。

    每每想到父亲常说的那句话，我内心就会莫名地惶恐，因为，我也不知道，父亲还能活几年……

    （作者单位：望谟县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