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育”的光阴
■潘兴
办公桌上堆满了孩子们稚气的绘画、可爱的贺卡，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潘老师，教师节快乐！”我一张张翻阅，叠好，装起来，悄悄地装下孩子们成长的符号。这是我教育生涯第十九个教师节，凝神之间，想起老彭，不知不觉，我竟走过他讲台岁月的一半。一直以来，我私存着老彭教给我的“廉”爱，延承着他的“廉”育，在孩子和家长心底燃起一只火盆。
九十年代，民代教师是我国教学战线上一支蓬蓬勃勃的生力军。农村地区，民代教师萤火虫一般闪耀着光芒，又星火一样点燃基础教育的火种。今天看来，虽然这“星火”不够璀璨夺目，其“火种”却遍地开花，照亮一双又一双眼睛，唤醒一个又一个生命。
那个时候，老彭就是这样一位民代教师。
我们的学校叫幸福小学，位于金沙县后山镇幸福村。联排的四间砖木结构的瓦房是我们上课的教室，屋顶的瓦片疏密不匀，春夏漏起雨来，屋里屋外连成一片雨幕；课堂上，我们得把课桌搬离漏雨的几个点，因地面不平，居然练就了在三只脚的课桌上写作业的本领。门外一块平台，往外是倾斜而下的两三米斜坡，斜坡上有四五棵柏树，周围围种一圈万年青，再往外就是五六百平方米的泥巴操场，操场北边靠马路，东北角有三棵一抱粗的洋槐树。
十岁时，在深刻的记忆里，我最惧怕开学的日子——母亲每年帮我“赊书读”的情景，如今历历在目。母亲每每欲言又止的样子，在我成长的“自责”里，画下粗而无力的线条。我埋头在母亲背后，用眼角的余光去扫视那些轻易拿出百元大钞的家长，我在心里舔舐着对读书的渴望：我渴望每学期领取成绩单、奖状和笔记本奖品时成就的喜悦；我渴望书中彩色的插图上那些美妙的世界；我渴望和同学们跳皮筋、“打死救活”汗流浃背而乐此不疲。老彭看出母亲的担忧，他对母亲说：“书学费一共九十八块，先读到，钱慢慢去找。”母亲脸上的愁云一瞬间散开，她的腰稍微直起来，不住地说：“要得，要得。”
操场是我们最大的乐园。跳皮筋、垮步、花房子的游戏成了操场上盛开的最美的花。泥巴操场的优点是捡起一根木棒就能画花房子，但跳一会儿线就被磨去了，不得不停下来修补；手握酸枣核串，背过身投格子，顺口溜说得滚瓜烂熟。没有围墙，东北角最大的一棵槐树底部为“打死救活”游戏的“死牢”，把半径伸出去三个学校那么大，我们跑啊，跳啊，笑啊，拉进牢——救出牢——拉进去——又救出来——汗水顺着脸颊流，顺着背心流，笑声在整个幸福村上空飞，飞向远山下的乌江。
冬天多是阴雨天，操场泥泞。“失去”操场的我们，却人人拥有取暖的火盆。火盆制作简单，家里废弃的铝盆用火钎将盆沿戳三个孔，呈三角形状，穿进铁丝，留足长度，另一头扭结在一起，挽一个环，当提手。盆里放入干柴火，点燃，烧成炭，就足以抵挡因窗户塑料纸残破后挤进来的寒风。点火烧炭是技术活：但见提起火盒，抡起三百六十度的圈圈，甩得呼呼响，火苗嘶嘶跳。捡柴是难事，粗的折不断，细的不经燃，我们不曾想过这事儿老彭会做：他在教室角落里支起大盆，把劈成的柴块点燃，烧成堆炭，盖一层薄灰，两节课之内，穿得单薄的我们满身温暖。因这个火盆，那个寒假全班十多个同学都没有拒绝补课的事。
老彭给我们补的啥已经忘却，唯独角落里的柴火，至今仍在我心中哔剥燃烧。大概就是那时候开始，我就想着要是我当老师，我也会像他那样给学生准备柴火，不让我的学生冻着。然而，十多年后的大街小巷，各种补习班层出不穷，许许多多在职老师也裹挟其中，我感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好像被带走了！我的印象里，补课是那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一堆柴火，一生最温馨的回忆。
师范毕业后，我走上了讲台，也在农村一所小学当老师。经济强国，教育强国，哪怕是在大山深处，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教室窗明几净，白炽灯通明，孩子们夏天吹风扇，冬天厚棉衣，铝合金的玻璃窗把呼啸的寒风挡在外头，我是不用给学生准备柴火了。我租住在村子里，有时听见敲门声，开门却不见人，只见窗台上放着几个李子，或是门口放着一小袋豆角，我知道这是孩子们的“恶作剧”，幸福感油然而生。
后来，我调进县城任教，教育的光阴，在我的生命里悄然流逝，从农村小学，到县城小学，无论在哪里，童年的那只火盆，那火盆旁边给我们补课的老彭，一直是我教育思想里的主角，从来不曾改变。
不知何时起，兴起了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的风气，“老师，你对我孩子太好了，真的感谢你，我给你准备了一点小心意！”“老师，就要过年了，我给你带了点土特产。”“老师，我给你带了点北京的稻香村糕点。”“老师，这是自家鸡生的蛋。”每每此时，童年时代那盆柴火便越燃越旺，向我的心灵深处逼近，那燃烧在角落里的火光正审视着我，审视着我生命的关卡和心灵的关卡如何向远平行。
我深知，我关闭了别人对我教育之情给予的“礼物”，是有些不近人情，但我始终坚守那扇蕴有“廉育”思想的大门。老彭角落里的火盆，需要我不断加柴，让这火光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作者单位：毕节市金沙县金沙教育研究院教育集团第二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