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亦是战场　致敬弦歌不辍的贵州抗战师魂

1932年9月22日，贵州学生联合支会在贵阳大南门外浮玉桥侧河滩上当众烧毁没收来的日货。

1938年5月1日，贵阳清华中学成立，清华大学校友莅临祝贺。 （图片来源于卢慈和）

县立兴义中学师生们演出抗日街头短剧。

国立贵阳医学院位于太慈桥校区的校门。（贵州医科大学供图）

1938年黔江师范学校校址。（安顺学院供图）

    烽火连三月，书声未敢绝。抗战时期的黔山贵水间，没有因山河破碎停下教育薪火相传的脚步。

    黔地学校在风雨飘摇中坚守办学，教师们以笔为戈、以讲台为阵，带领学生在救亡图存中续写文明脉络，这段历史应该被我们永远铭记。值此九一八事变爆发94周年之际，我们将目光投向黔山贵水间那段用信念与风骨铸就的教育传奇。

    山河破碎的年代，贵州虽处后方，却亦是救亡图存的重要战场。这里的课堂没有硝烟，却承载着民族的未来；这里的师生手无寸铁，却以笔墨为刃、以知识为火种，在深山里、破庙中、桐油灯下，守护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脉。教师们脊梁挺立，学子们目光如炬——他们传道授业，更传递不屈之志；他们诵读诗书，亦呐喊救国之声。

    本期专题追溯的正是这段于危难中扎根、在烽火里绽放的贵州教育之路。我们通过尘封的档案、泛黄的照片与亲历者的回忆，试图重现当年师生如何以课堂为阵地，以知识为武器，将救国理想融入每一句讲授、每一次晨读、每一场爱国运动中。这些故事不仅是贵州教育史上的丰碑，更是贵州师生在民族存亡之际脊梁不屈的缩影。

    岁月如梭，当年的书声早已融入山川，但那份于艰难时世中坚守育人之责、于国家危亡际扛起时代使命的师者风骨，依然熠熠生辉。

    执笔：谌贵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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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师范教育专家、黔江中学校长曹刍

    教师为民族解放而教，学生为民族解放而学

    ■ 本报记者 谌贵璇

    在黔贵大地的抗战记忆里，一所诞生于烽火中的学校，以“一切为民族”的信念点燃教育火种，是今天安顺学院的精神根基。

    这所学校，便是1938年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创办的黔江师范学校——1940年更名为黔江中学，1942年至1946年间升格为国立，直属于教育部。抗战期间，为黔地培育了大批栋梁之材。

    首任校长曹刍，是我国著名师范教育专家，曾任江苏省立镇江师范学校校长。到校之初，他便打破当时“礼义廉耻”的通行校训，提出“教师为民族解放而教，学生为民族解放而学”的办学理念，亲题“一切为民族”作为校训。

    在“一切为民族”的感召下，校园里涌动着炽热的爱国情怀与治学热情。每周一上午第一节课的“纪念周”仪式，全校师生全员参与，肃立聆听曹刍校长阐释民族大义与个人修养。

    办学质量上，黔江中学的实力在当时贵州也属一流。90%以上的教师来自省外，多毕业于清华、北大、浙大、中山大学等知名学府，不乏留学生与专家学者；理科实验仪器齐全，文科图书资料丰富，教学设备远超同期同类学校；教材选用标准高于教育部规定，数学科更是直接采用教务主任张通谟编著的教科书，彰显出鲜明的办学特色。

    1941年3月，曹刍校长调离，著名鱼类学家陈兼善接任。陈校长从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带来一批优秀教师，进一步壮大了师资队伍；1942年学校升格为“国立黔江中学”。这一时期，校园民主空气浓厚，思想活力迸发：音乐教师包崇山教唱苏联民歌与抗日歌曲，田曙南老师向学生介绍 《新民主主义论》 等进步书刊；学生中涌现出“青年励进会”等进步组织，学生李鲁连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在昆明组织学生加入“一二·一”运动而被杀害，用生命践行了“一切为民族”的誓言。

    在国家危难之际，黔江中学师生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抗战期间，他们协助监督搬运藏于安顺华严洞的故宫文物，以实际行动守护国家文化瑰宝；1944年“黔南事变”爆发，学校为避战火筹备迁往郎岱岩脚，后因战局变化中止计划；同年，为支持科研事业，学校还主动腾出校舍，准备接待中央研究院内迁的三个研究所。

    从1938年建校到1949年的十余年里，黔江师范、黔江中学在战火中坚守教育初心，以“一切为民族”的校训精神为旗帜，在贵州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这份熔铸着爱国情怀与治学精神的校魂，至今仍在安顺学院的发展中熠熠生辉，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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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穆伯

    秘密协助地下党员奔赴延安

    ■ 本报记者 王雨

    在贵州遵义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有一名北京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朱穆伯，他以深邃的学术造诣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在国家山河破碎的年代里，为无数青年点亮前行的灯。

    1895年，朱穆伯出生于贵州遵义。他自幼聪敏，记忆力强，在遵义中学堂就读时，各科成绩优良，国文教师晏怀新常夸其文章。民国初年，朱穆伯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成为国学家黄侃的得意门生。

    当时北大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舞台。朱穆伯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大量书籍，尤其喜欢鲁迅的著作，他认为鲁迅的作品既有《左传》 《史记》等典籍的高明手法，也吸收了西方和日本文学的精华。朱穆伯的学术勇气在北大期间就已显现。他曾听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课，对胡适提出的“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之论”极不认同，课后便撰写 《驳诸子不出王官论》 一文相诘胡适。章太炎先生阅后称赞他“敢发前人所未发”，黄侃也称此文有阳刚之气。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朱穆伯积极参加了这场爱国运动。他通过邮寄书信、传单给家人、亲友、同学的形式，把五四运动的消息传递到了边远的遵义，使遵义进步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这场运动激发了朱穆伯的爱国热情，也让他看到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力量。从北大毕业后，朱穆伯南下天津到南开大学任教，但由于心念桑梓，不久后便辞职回到贵州。

    学成返黔后，朱穆伯先后执教于黔北十县联立中学、贵州省立第三中学、贵阳一中、遵义师范、遵义县中、国立浙江大学 （驻遵时）、国立贵州大学，主讲文史课。

    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驻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期间，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指示信提出对知识分子要“采取许多灵活的策略”，要“吸引城市知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红军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的做法让朱穆伯深为赞赏。红军离开遵义后，他仍心系红军，向往中国共产党。

    1938年，朱穆伯作出了人生中的重要决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贵州省工委批准，他成为一名特殊党员，由省工委直接领导并开展活动。入党以后，朱穆伯以他身份作掩护，做了大量支持学生运动、掩护地下党组织、协助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奔赴延安的工作。

    朱穆伯深知基础教育的重要，常教学生要高处着想，低处着手，循序渐进。他要求学生精读名家名著，由博而约；写诗作文，要有书卷气，脱尽市井俗气。他认为书卷气犹如人的浩然气，“浩气无存，正气不中”。他亦重品德教育，常说：“文人最重品德。没有品德的人，就没有高尚的灵魂，也就写不出好的文章。”朱穆伯学识渊博，授课常引经据典，启发学生求知向上。他在给学生讲《离骚》时说：“我讲《离骚》，是为愿意听的人讲的，那些为做官而读书的人，可以出去，我不打他的缺旷。”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迁入贵州遵义、湄潭办学，朱穆伯入浙江大学任教，兼任图书馆馆长，秘密从事党的工作。1944年秋，他任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开设了 《声韵学》 等课程，并以钱玄同在北大的讲义为底本，参照诸家见解，编写了 《声韵学十讲》。

    1945年暑假，朱穆伯由国立贵州大学返遵度假，不幸染霍乱病，不治逝世，时年50岁。朱穆伯的逝世是贵州教育界和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尽管生命短暂，但朱穆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什么是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担当。他以自己的学识、品格和信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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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学家、教育家、贵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委丁道衡

    以教救国的人民教师

    ■ 本报记者 王雨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学识为炬，以育人为志，在烽火岁月中坚守教育一线，默默滋养着国家的未来。地质学家、教育家丁道衡，正是这样一位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仍坚持教书育人、引导学生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代表性人物。

    丁道衡，字仲良，1899年生于贵州平远 （今织金县），出身书香门第，系清代名臣丁宝桢族孙。他早年随父游历多地，广泛涉猎传统经典与新学书刊，视野开阔。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当时就读于贵州省立模范中学的丁道衡深受感召，萌发了寻求强国之路的理想。

    1926年，丁道衡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留校从事地史学与古生物学研究。次年，他参加中外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时近三年，行程近万公里，深入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进行地质调查与古生物研究，为中国西北地质学科的奠基作出重要贡献。此次考察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更深化了他对祖国辽阔山河的认知与热爱。

    1934年，丁道衡赴德深造，先后就读于柏林洪堡大学、马堡大学，师从知名学者。他以 《古杯的更订》 一文解决了国际古生物学界争议长达九十余年的难题，获博士学位，并被聘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然而就在学术生涯蒸蒸日上之际，他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

    回国后，丁道衡先后任职于云南省建设厅、武汉大学矿冶系。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期间，办学条件极其艰苦，师资严重匮乏。他一人承担矿冶系多门专业课程，并负责行政、实验与野外实习工作。尽管身患高血压，他仍坚持带学生赴高山地区实习，甚至曾晕倒在海拔3500米的山野之中。在战火纷飞、资源匮乏的年代，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何谓“教育不息、精神不灭”。

    在外多年的漂泊并没有使丁道衡淡忘家乡。1942年，丁道衡回到贵州，目睹家乡落后状况，立志以教育振兴桑梓。他应聘到新成立的国立贵州大学，担任矿冶系主任、教授，并兼任文理学院院长。他积极倡议设立地质系并亲任系主任，提出“为学六要”——要专一、要好学、要有毅力、要谦虚、要有系统、要创作，以此勉励学生严谨治学、勤奋向上。

    在注重抓学生教育的同时，丁道衡也没有放松学术科研，他率先开展中国西南地区石炭纪、二叠纪岩层中的铝矾土矿研究，推动资源勘探与利用。由于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治学严谨，在全校师生中享有极高威望，被学生们誉为“教授之花”，被推选为国立贵州大学教授会主席。

    除了致力于教学与科研，丁道衡更在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背景下，积极引导学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初，他在重庆大学讲学时目睹“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深受震撼。返回贵阳后，他即以教授会主席身份向贵大师生介绍重庆三反运动情况，激励师生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3月，他主持教授会决定罢教，并组织近千名师生徒步进入贵阳城区举行反饥饿游行，联合多校持续开展罢课罢教斗争。这些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恐慌，同年8月，丁道衡被以“鼓动学潮”和“宣传共产主义”罪名秘密逮捕。直至1949年10月24日，在社会各界与恩师翁文灏的营救下，他才得以保释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丁道衡先后担任贵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委、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等职，继续投身地质教育与科研工作。1955年2月，他因病不幸逝世，年仅56岁。

    丁道衡的一生，跨越了中国近代最动荡的岁月。他不仅是成就卓著的地质学家，更是坚守民族气节、以教救国的人民教师。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解放战争的激流里，他始终站在教育第一线，以知识守护文明，以行动争取光明。他所倡导的“为学六要”，至今仍具深刻的现实意义；他所展现的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担当，亦成为后辈学人永续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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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立贵阳中学教师杨绍馨

    传播九一八事变消息激发抗日游行

    ■ 本报记者 罗秋红

    贵阳一中可追溯至清嘉庆五年 （1800年） 布政使常明创建的正习书院、正本书院。1906年由晚清礼部尚书李端棻联合于德楷、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等，于贵阳府中学堂基础上，建立“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贵阳一中前身）。1950年，省立贵阳高级中学、省立贵阳中学、私立中山中学、国立师范学院附中、私立伯群中学五校合并，始称贵阳一中。

    在1919年至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贵阳一中师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热血奋战，为革命胜利奉献出青春和生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的贵阳还没有无线电广播，9月18日夜间发生的这一特大事变，是由在电报局工作的省立贵阳中学兼课教师杨绍馨首先传播。19日晨，他匆匆赶到学校，对师生们说：“国难！ 国难！ 昨晚日本人武装抢占了我们的沈阳城。”上课铃响了，没有人进教室，三三两两在操场上、走廊上、教室外高声议论，表示要有所行动。学生会的成员交换意见后，向聂鹰识校长反映了同学们的诉求，得到校长和其他教师的支持，当即分别通知各校学生会派代表到一中开会的指示。

    到省立贵阳中学参加会议的学生代表有：省立贵阳高级中学的代表秦天真、顾健中、丁树奇、董熙仁等，省立贵阳师范学校的代表宋显达等，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的代表蓝运臧、唐和、王启凤等，省立贵阳女子中学的代表丁淑端等，私立正谊中学的代表姚礼奎等，私立达德中学的代表贺登发、刘子期、吕新民等，私立志道小学的代表许承霖等，学生会成员何广健、吴庭光、杨天源主持了会议。闻讯自动派代表参加的，还有电报学校的瓦伯谦、测量学校的吴承仁等。

    开会的气氛非常严肃，何广健根据所知道的消息作了简短报告，说明了开会的意义和目的。经过代表们热烈讨论，决定组织联合大游行；以大会的名义拍电报给蒋介石，请他停止内战、抵御外侮、抵制日货等。9月21日上午，各校师生到新市场 （现邮电大楼东北侧） 集合，由省立高中的代表秦天真主持大会，报告游行示威的意义，有的代表也讲了话，慷慨激昂，气氛悲壮。

    1933年，参与领导贵州学生救国团的爱国青年秦天真离开贵阳，回到毕节，联系邱照 （徐健生）、邱在先、熊蕴竹、宁起锟、王树艺、孙师武等爱国青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1934年，秦天真、林青等人相继来到贵阳，发展了黄大陆、邱照入党，并在贵州省立贵阳高级中学等学校也发展了党员。1934年冬，邱照与王坪、邱应根组成党支部，因书记邱照是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故名中共贵州省立第一中学支部，这是最早在贵阳建立的党组织。

    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壮大，进步思想传播开来，贵阳沙驼业余话剧社应运而生。

    贵阳沙驼业余话剧社 （简称沙驼） 成立于1936年12月。沙驼创始人肖之亮曾在上海参加过爱国话剧运动，是“左联”成员。肖之亮回贵阳后，在省立贵阳中学和毅成中学教美术。

    授课之余，与部分教职员排练并演出了 《江村小景》《银包》《诗人》3个独幕话剧。影响贵阳各个学校，出现了不少话剧爱好者。在此基础上，肖之亮等与贵阳教育界知名教师田君亮、李做元等联合发起成立沙驼业余话剧社。沙驼的寓意是希望成员能像沙漠中的骆驼那样，不辞劳苦，坚韧不拔。为了取得合法地位，肖之亮等人起草了申请建社的文书，送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备案。随即借省党部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肖之亮为社长，理事有蒋蔼如、贾叔华、毛仁学、唐和、何广健等。

    抗战爆发后，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一批爱好戏剧的学联成员和秘密读书会成员，加入沙驼，给沙驼注入新的进步力量。为了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为了使戏剧宣传接触更多的群众，沙驼多次组织露天演出，并于1937年12月2日成立了沙驼街头演剧队，高树滋任队长，在贵阳的主要街道上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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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清华中学创办者李振麟

    以教育为火种，在黑暗中点亮希望

    ■ 本报记者 张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大地烽火连天，无数学生失学流浪。就在这样的国难当头，以李振麟先生为代表的几位爱国青年，怀揣着‘教育救国’的信念，萌生了创办学校的想法。”9月5日，贵阳市清华中学历史高级教师、历史教研组长姚峻嵘翻阅着学校校史资料，向记者讲述这所学校在山河破碎之际坚守办学、共赴国难的动人故事。

    办学的想法萌生后，筹备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姚峻嵘介绍，1938年1月，李振麟等人收到李祖才、徐穆青 （徐步墀之父）等人的捐款，随即着手购买仪器和教具，但合适的校址却迟迟未能找到。“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他后来也是学校基金捐赠人之一——给出了关键建议。”姚峻嵘援引李振麟先生遗稿内容说，张季鸾当时指出“汉口能否守得住还未可知，其中变数会很大”，建议将学校办到大后方，并认为“贵州是个合适的地点”。

    这一建议为办学之路指明了方向。1938年5月，周诒春先生率领8位热血清华学子——宋士英、徐步墀、王达仁、李振麟、王万福、唐宝鑫、索天章、冀吉甫八位创始人，创立了贵阳私立清华中学，被后人称为“贵阳清华中学八君子”。然而，平静的办学时光并未持续太久。1938年9月，长沙失守，省政府下令市区学校迁至郊外，清华中学随即移至花溪；1939年2月，侵华战火延烧至贵阳，日军轰炸日益频繁，为保障师生安全，学校于当年春正式迁入花溪大将山麓。

    1942年至1944年，学校渐成规模，除邀请知名人士任教外，一批西南联大的学生也纷纷前来，为学校注入了新鲜力量。

    即便身处大后方，清华中学仍未能完全避开战火的威胁：1940年7月29日上午9时许，日机对花溪实施轰炸，五枚炸弹落下，其中一枚正好落在清华中学南北楼之间，炸出一个约5米宽、3米深的弹坑，南楼窗户受损严重。

    面对侵略者的威胁，清华中学师生没有退缩，而是以多种形式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学校始终将爱国精神融入教育教学，教师们不仅传授知识，更引导学生树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姚峻嵘介绍，1942年至1944年，清华学子用画笔作武器，创作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日寇末日》等绘画作品，直观表达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校园里的歌咏比赛、校庆晚会上，《在太行山上》 《保卫黄河》等抗日歌曲响彻云霄，唱出了师生们的爱国情怀。

    除了以文艺形式声援抗战，师生们还以实际行动贡献力量。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11月至1945年4月，清华中学共有36名师生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从1938年建校到抗战胜利，清华中学在烽火中坚守办学8年，不仅没有中断教育，更培养了一批具有爱国精神的青年。”姚峻嵘总结道，这段历史不仅是清华中学的宝贵财富，更彰显了中国教育工作者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责任与担当——以教育为火种，在黑暗中点亮希望；以爱国为底色，引导青年共赴国难。如今，这份精神仍在清华中学延续，成为学校立德树人的重要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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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医学院副院长杨洁泉

    战火中守护群众健康

    ■ 本报记者 谌贵璇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神州动荡，山河破碎。偏居西南一隅的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在这风雨如晦的年代，国立贵阳医学院应运而生。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贵阳设立医学院，结束了贵州没有国立大学的历史。1937年12月，在热带病学家、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襄教授李宗恩的带领下，杨崇瑞、朱章赓、汤佩松、朱懋根等医学及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共同投入这段筚路蓝缕的建校历程。

    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宣告成立，是当时全国九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李宗恩博士出任首任院长。他将协和医学院的严谨学风整体植入黔中大地。也因此，贵阳医学院被许多人亲切地称为“小协和”。

    建校之初，百端待举。没有现成的校舍，就租用阳明路上的两广会馆、“三圣宫”与华严寺作为校舍。实验室、教室、图书馆蜗居于古旧建筑中，学生宿舍更是因陋就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1938年春天，贵阳医学院迎来了第一批学生。

    学校充分借鉴英美先进的医学办学模式和协和医学院成功的办学经验：全英文教材，学生自主授课与教师精讲结合。这种“先自学、再讲授”的独特训练，培养了学生终身受益的自学能力与学术韧性。为加快医学人才培养，学校向教育部申请取消寒暑假，与时间赛跑。

    在贵阳医学院的学子中，有一位名叫杨洁泉的河北青年。他原就读于河北省立医学院，因华北沦陷被迫中断学业。1938年4月，他穿越重重烽火，辗转来到贵阳，考入贵阳医学院，并于1940年2月以首届毕业生身份毕业，长期扎根贵州。

    杨洁泉对医术的追求近乎执着。1941年，湘雅医学院迁至贵阳，其师生能用英文熟练书写病历，杨洁泉自感不足，便借来英文病历范例，一字一句抄写研习。他甚至用三个月的薪水购得一本英文版 《急诊外科学》，日夜啃读，这本书也成为他一生最珍爱的藏书。

    抗战后期，杨洁泉转至福泉马场坪公路卫生站工作。那里民众贫病交加，沙眼流行，许多人因此失明。尽管设备简陋，他仍想尽办法开展治疗。一次偶然，他在库房中发现一台闲置显微镜和试剂，如获至宝，随即开展疾病筛查，成功诊断并控制了当地“回归热”的流行。他奔走村寨军营，宣传隔离、灭虱，以免疾病再次流行，深受当地群众称赞。

    抗战胜利后，杨洁泉长期工作于贵阳医学院，并曾在抗美援朝期间担任贵州省志愿军骨科手术队队长，奔赴前线。归国后，他历任贵医附院院长、贵阳医学院副院长。1996年，杨洁泉辞世，按其遗愿将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成为贵州省遗体捐赠第一人。

    从抗战风雨中走来的贵州医科大学，不仅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理想与坚持，也铭刻了如杨洁泉这样无数医者的生命足迹。他们用仁心与智慧，在艰难岁月中守护生命之火，也为贵州医学教育和医疗事业奠定了永不湮灭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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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立兴义中学校长曾毓嵩

    演出抗日话剧为前线筹集资金

    ■ 陈应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击碎了东北的宁静，彼时的兴义虽为西南僻乡，面对国土沦丧的现实，县立兴义中学 （后更名为兴义一中） 联合城区小学师生，自发组织“抗日救国义勇军”。“抗日救国义勇军”的师生们便走上街头，成为最活跃的抗日宣传员。他们沿街高唱抗日歌曲，表演街头短戏，唤醒民众救国意识。

    每逢赶场日，兴义的集市便成了抗日宣传的露天剧场。县立兴义中学与各小学的师生们分头行动，演出 《放下你的鞭子》 《松花江上》等抗日街头短剧。这些剧目情节简单却情感真挚，有的讲述沦陷区百姓的悲惨遭遇，有的展现抗日战士的英勇无畏。在募捐环节无论是商贩、农户，纷纷慷慨解囊，将零钱、粮食、衣物捐给前线。

    为了扩大宣传范围，县立兴义中学还组织了多支下乡宣传队，利用节假日奔赴马岭、乌沙、布雄、狗场、泥凼、顶效、鲁屯等乡场。

    20世纪80年代初，兴义文史工作者采访兴义一中退休教师赖奕斌，据他回忆，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的寒假，他与从贵阳、昆明回乡度假的学生刘汉琨、郎登明等人组成“回乡宣传队”，不仅在城区宣传，还深入偏远乡场。师生们靠步行穿梭于各个村寨，用乡音讲述抗日故事，让抗日的理念走出校园，走进千家万户。

    在抗日宣传中，县立兴义中学的教师扮演了“思想灯塔”的角色。花文卿、陈羡农、马福久等教师结合自身见闻，向学生讲述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反复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在教学中，县立兴义中学的教师们巧妙地将抗日主题融入各学科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深化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语文课堂上，老师除了讲解传统典籍，还会补充 《松花江上》 《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作为教材，分析其中蕴含的爱国情感；地理课堂上，老师结合地图，向学生介绍前线战场的地理位置、敌我态势；数学课堂上，老师会以“前线部队物资分配”“抗日募捐金额统计”为题，让学生在解题过程中体会“后方支援前线”的实际意义。这种“知识与爱国教育结合”的教学方式，不仅没有影响教学质量，反而让学生们更加珍惜学习机会。

    1940年，县立兴义中学由男女分校合并为男女合校，校址迁至笔山书院 （现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合并后的学校规模更大，抗日活动也更加丰富：学校成立了“抗日募捐协会”，各班组建募捐小组，定期开展募捐活动；时任县立兴义中学校长曾毓嵩亲自带领师生排练《野玫瑰》 《凤凰城》 两部抗日话剧，每部话剧各演三晚，场场爆满，所得收入全部上交政府作为支前费用，这两场演出不仅为前线筹集了资金，更将学校和社会的抗日情绪推向高潮。

    县立兴义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不仅是学校自身的爱国行动，更对兴义乃至黔西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校作为当地的最高学府，带动了兴义各界人士参与抗日，形成了全民抗战的浓厚氛围，在抗日救亡宣传的熏陶下，县立兴义中学的许多学子不再满足于后方呐喊，而是选择前线冲锋。校史中曾记载该校刘剑钊老师带队，将46名 （其中3名女生） 自愿报名参军的学生带到安顺，交由接兵部队接收。

    同时，县立兴义中学的抗日活动，也成为中华民族“大后方抗战”的一个缩影，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危难时刻“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精神风貌。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兴义一中通过整理校史资料，收集英烈事迹，将刘崇德、朱德臣、熊永昌、胡章国等英烈的故事纳入校本教材，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兴义昭宗祠、笔山书院等遗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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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立第七中学教务主任肖次瞻

    建立黔东第一个党组织

    ■ 本报记者 陈阳

    思南中学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这所百年名校传承着红色基因。1938年，时任中共贵州地下党工委秘书长、贵州省立第七中学 （即今思南中学） 教务主任的革命烈士肖次瞻建立了黔东第一个党组织，从此“红色思中”薪火相传。

    生于1905年的肖次瞻，原名肖炳煌，思南县塘头人，是黔东早期地下党组织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共思南县委创始人之一。

    生于书香门第的肖次瞻，在武汉共进中学就读期间，常阅读《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ABC》 《向导》等书刊。1926年，肖次瞻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1930年初，肖次瞻回到思南，当时，思南数次与毗邻几县联办中学未成。肖次瞻四处游说，获石阡、印江、德江、沿河、凤冈、务川、后坪7县相助，经省教育厅批准，于1932年春在思南建成贵州省立第七中学，肖次瞻任教务主任。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为与贵州黄平机场、湖南芷江机场形成三角布局，更好地承担区域防空及军事运输等任务，工程师们经严谨选址，决定在思南县塘头镇修建战备机场。

    肖次瞻及其战友深知该工程对抗战的重大意义，深入群众耐心劝说，让群众明白舍小家为大家的重要性，鼓励群众积极为机场建设让路。而当时，正是塘头四万亩大坝水稻即将收割的季节，经他们不懈努力，当地群众放弃即将到手的收益，6万民工如期进场施工。施工过程中，民工们克服重重困难，无论严寒酷暑，日夜奋战在工地，为机场顺利建设贡献力量。

    与此同时，肖次瞻积极筹备成立中共思南县委。1938年6月，贵州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委派宁起鲲，以合作金库指导员身份来到思南，与肖次瞻等人取得联系并传达省工委重要指示。

    经过精心筹备，当年9月，中共思南县委员会正式成立，肖次瞻任书记。县委成立后，迅速将工作重点放在党员发展上，先后建立机关、学校、塘头农村三个支部，广泛吸纳有志于革命事业的先进分子，不断壮大党的力量，为后续在思南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思南开展，中共思南县委充分发挥青年学生的骨干作用，精心组织成立多个形式多样、富有感染力的宣传队伍，如抗日宣传队、演剧队、歌咏队、讲演队、晨呼队、夜呼队等。

    这些队伍深入全县城乡各个角落，假期拓展宣传范围至邻近各县，通过演唱《黄河大合唱》 《义勇军进行曲》 等抗日歌曲，以及演出由肖次瞻亲自编写的二十多个爱国剧，如 《放下你的鞭子》 《东北沦陷以后》 《屠户》 《老师的年关》 等，极大地激发群众抗日救国热情，在思南及周边地区，营造出浓厚的全民抗战氛围。

    县委积极创办党内刊物《中和》，学校支部也相继办起 《焰焰》 周刊，肖次瞻以身作则，常于这些刊物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为抗战胜利营造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舆论氛围。

    抗战期间，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学生还积极为前线代写3000余封家书，通过解密的信件，内容有“田亩已春耕，祖母身体康”“勿念家事，忠勇报国”“待儿郎凯旋，共赏乌江月”。这些家书通过军邮系统送达淞沪、武汉等战场。

    此外，学生还依托本土山歌传统，进行抗战主题创作改编。如“长枪大刀亮堂堂，杀得鬼子喊爹娘”“山弯弯，水长长，思南儿女送军粮。哪怕夜深月爬树，合力同心不散场。”通过田间对唱、节庆展演等渠道，实现“文盲可懂、妇孺能唱”的大众化传播效果。

    烽火岁月中，在中共思南县委领导下，贵州省立第七中学师生不惧生死、竭尽所能，为抗战救国奋不顾身。如今，这份红色基因正成为一代代思南中学师生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