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作抗日宣传演出。贵阳筑光音乐会会员赴花

劳军演出特刊。中央日报登出筑光音乐会

一九三七年成立贵阳筑光音乐会。

    筑光音乐会：用歌声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热情

    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贵州文艺界的力量比较薄弱，但在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爱国师生始终把文艺作为宣传动员人民群众的重要武器，经常演唱抗日歌曲和排演爱国戏剧。到“七七事变”后，全省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走向高潮，各界群众通过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更为积极。这些活动，得到从外地迁入贵州的音乐家、戏剧家等的支持，阵容更为壮大，出现了一批朝气蓬勃的文艺团体。筑光音乐会就是其中之一。

    1  娱乐组织转化为抗战文艺团体

    筑光音乐会原名为筑光音乐研究会，是1937年4月成立的公开音乐团体。最初由 《友联俱乐部》 和 《萌芽月刊》社成员李家才和青年谢奎等人发起组织，后得到川军二十军军长杨森同意，将会址设在四川会馆，由杨森担任名誉会长，青年音乐爱好者刘佩南担任会长。筑光音乐会成立之初，以研究器乐的弹奏、声乐的唱法、正简谱的识法、曲谱的作法、乐曲和乐理的研究及演唱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歌曲为主。由于它可以使青年学到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对部分青年很有吸引力，成立不久便发展了一批会员。

    “七七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贵州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中共贵州省工委根据这种形势，决定利用杨森号召对音乐有兴趣的青年参加筑光音乐会的机会，发动部分中共党员和在党影响下的进步学生参加筑光音乐会，以便将这个得到官方认可的合法音乐组织，改造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根据贵州省工委的决定，贵阳女中、贵阳中学、贵阳高中、贵阳女师、贵阳男师、正谊小学、达德学校的聂奇慧、刘家祥、严金萱、聂奇婉等50多人先后加入了筑光音乐会。这些人中，有一些是中共党员，有一些是各校贵州学联支部的负责人，他们在筑光音乐会里的活动，对这个组织的性质改变产生了直接影响。

    接着，贵州学联负责人陶信镛又介绍从上海音专毕业、回乡后在省立高中、正谊小学和达德学校任音乐教师的常学墉，到筑光音乐会担任艺术指导。常学墉进入筑光音乐会后，首先在会员中教唱 《打打打！ 打打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爱真理！ 你爱真理！ 他爱真理！》两首简单、朴实而富有斗争性的轮唱歌曲，从而使这个单纯的娱乐组织开始向抗战文艺团体转化。

    2  鼓舞贵阳人民救亡图存

    在贵阳各界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的活动中，筑光音乐会中的中共党员竭力主张该会参加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用歌声进一步唤起贵阳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筑光音乐会在这次纪念活动中，赶排了5首宣传抗日救亡的歌曲在街头演唱。其中的 《九一八》歌，用悲壮的曲调叙述了中华民族被宰割、受凌辱的痛楚；《义勇军进行曲》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救亡进行曲》 等歌曲，引起了各界听众的共鸣。尤其是《亡国奴当不得》这支歌，以通俗的语言、民歌的形式加上喊话方法演唱，把演唱者和听众的心紧紧地扣在一起。每当唱完“东北、华北已沦亡！ 同胞们，快抵抗，亡国奴当不得！ 咿呀嗬咳”一段后，参加演出的会员使用贵阳方言高喊：“亡国奴当不得呀！”这时，旁观的听众也纷纷振臂跟着高呼，演出场地充满了同仇敌忾的气氛。

    1938年3月，邓止戈、秦天真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从延安返回贵州。这时，原贵州省工委领导人黄大陆、李策已在“二一九”事件后被捕。邓止戈、秦天真着手恢复被破坏了的贵州省工委，整顿党的组织，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利用各种不同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并派中共党员谢凡生以音乐爱好者的身份进入筑光音乐会，以便加强中共党组织对筑光音乐会的领导。通过筑光音乐会中共党员的工作，吴夔、王自霖、刘才雄、李良才、肖家驹等党员教师或进步教师也被聘为该会的艺术指导。5月，常学镛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到1938年夏天，筑光音乐会中已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党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筑光音乐会中共文化支部，从而迎来了筑光音乐会的蓬勃发展时期。

    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筑光音乐会除通过音乐会、电台广播、街头演讲和集合听众教唱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外，也演出抗日戏剧、绘制抗日宣传画、举办木刻展览、张贴救亡情报等。当时筑光音乐会的会员“几乎唱遍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全部抗日歌曲”，他们的这些活动，对于鼓舞贵阳人民起来抗战救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挥了积极作用。

    3  壮大贵阳抗日救亡宣传声势

    1938年4月，由李宗仁将军指挥下的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大败日本侵略军，歼敌1万余人。消息传来，贵阳人民欢呼雀跃，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为了配合群众的庆祝活动，筑光音乐会在贵阳组织了百人大合唱，会员们满怀激情地演唱了《流亡三部曲》《慰劳歇》《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等抗战歌曲。当唱到“八百壮士心一条，十万强敌不敢挡”时，在场听众自发地齐声应和“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群情激奋，悲壮的旋律久久萦回在山城之中。

    为了团结其他音乐团体，巩固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贵阳抗日救亡宣传的声势，1938年5月，筑光音乐会与当时贵阳的黄钟音乐研究会、贵阳医学院歌咏队、达德学校歌咏队、贵阳联合口琴队、儿童联合歌咏队，在贵阳群新电影院举行联合音乐演奏大会，并于事前在《贵州晨报》上公布了节目单、部分歌词及说明。这次联合演出的内容包括合唱、齐唱、轮唱、独唱、混声合唱、男声二部合唱及各种乐器的独奏、合奏共22个节目。其中有鼓励孩子们起来参加抗日救亡的《孩子进行曲》，有号召“同胞快觉醒，起来参加抗战，努力上阵打日本”的齐唱《打日本》，有鼓舞千百万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义勇军进行曲》，以及《保卫大中华》《冲锋号》《保家乡》《抗敌歌》等歌曲。这次联合演出规模大，节目多，内容广泛，在贵阳群众中影响很大。

    1938年夏，日本侵略者在攻占安庆、九江以后，拉开了进犯武汉的序幕。8月初，日军正式发动了以夺取武汉为目标的进攻。为了支持前方中国军队保卫武汉的战斗，筑光音乐会与另一个抗敌文艺团体沙驼业余话剧社，在贵阳联合组织了一次“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在这次活动中，筑光音乐会除像往常一样举行演唱外，还开展了群众性的抗战歌曲教唱活动。

    4  抗日歌声让城市苏醒

    在中共党组织的号召下，筑光音乐会除进行街头演唱和举办大型联合音乐会外，每年寒暑假还组织会员到农村宣传。他们活动的地点主要在清镇、平坝、定番 （今惠水县）、龙里、息烽等县和贵阳的乌当、青岩、花溪、北衙、倒岩等区乡。1938年8月，筑光音乐会在花溪演出，吸引了当地成百上千的观众。麟山、蛇山和周围村寨，时时回荡着抗日的歌声。

    1938年发生的“八一三”事件后，筑光音乐会的会员们，仍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并把活动的重点逐渐向农村转移。他们首先来到息烽县，派出代表与国民党息烽县党部交涉，在息烽进步人士的支持下，获准在城中演出一周。他们白天到附近农村调查、宣传，教群众唱抗战歌曲，讲述日寇的暴行；晚上演出，推动了息烽县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2月4日，日军飞机轰炸贵阳后，群众要求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战的呼声更加高涨，筑光音乐会的活动格外积极，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也十分猖狂。

    “二· 四”轰炸以后，部分中、小学都陆续迁到贵阳郊区，筑光音乐会的成员也分散了。为了便于各校开展活动，筑光音乐会的领导成员决定在一些筑光音乐会成员较多的学校成立分支组织。音乐会的成员除了每周星期日进城集中活动之外，其余时间便以各分支组织为单位开展工作。如达德学校迁到离城约十公里的摆郎后，便成立了筑光音乐会达德大队，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该校建立了党支部。

    1940年6月18日，筑光音乐会到惠水县演出回来，顺便游览花溪并在灵山小学演出。演出开始不久，就被一伙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包围，强诬筑光音乐会未经县党部批准，聚众私开秘密会议，攻击政府，并抓走了筑光音乐会的总干事文三传。接着，又说是“误会”，释放了文三传，要筑光音乐会与三青团联欢。会员们严词拒绝了这一要求。次日，国民党贵阳县党部便登报，诬蔑筑光音乐会进行非法活动，勒令解散。

    筑光音乐会在战斗的历程中，不仅在大、中学校发展了几百名会员，而且在邮政、电讯、书店和一些工厂、农村小学发展成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筑光音乐会虽被勒令解散，但它的会员们有的转移外地，有的加入到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继续进行战斗。

    综合云岩融媒、、方志贵阳报道方志贵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