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六逸：办报创刊助力全民抗战

谢六逸

谢六逸任总编的　《国民》　期刊。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谢六逸文集》。

    谢六逸 （1898年8月12日—1945年8月8日） 贵州贵阳人。著名作家、翻译家、教授，中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奠基者之一。谢六逸与赵敏恒、程沧波、陈望道、杜绍文、舒宗侨为复旦新闻六君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谢六逸随复旦大学迁重庆。1938年8月回贵阳，担任由上海迁贵阳的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和贵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等职。

    主张抗战反对投降

    抗战期间，谢六逸接手的第一份刊物是 《立报》 副刊 《言林》，《言林》 主要面对的是青年及文化阶层，谢六逸秉承短小精悍的办报原则，倡导“五分钟能知天下事”。

    他先后刊登了陈毅、何香凝、施复亮等撰写的文章，深受读者喜欢；知名学者曹聚仁经常为报纸投稿，他称谢六逸是做拼盘子的好手；巴金也撰文评论：“在 《言林》 里，大半是时代的呼声，而且是青年的呼声……我们读它们才不会忘记(自己)是什么时代的人。”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们将侵略铁蹄直指淞沪华东，上海文化界同仁义愤填膺积极声援抗战，在这种形势下，应民众的强烈要求，茅盾、胡愈之二人商议要创办一份新的刊物，报道前线中国军队浴血杀敌的新闻，捍卫和坚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高地，他们将这本新杂志取名《国民》。

    谢六逸是新闻界的领军人物，又熟悉日本情况，胡愈之便推荐他担任总编辑，那时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创办进步刊物要冒很大的风险。谢六逸在民族大义面前仍然义无反顾地接下了 《国民》 的编辑工作。

    《国民》 创刊后，谢六逸热情邀请夏衍、艾思奇、姚雪垠、薛暮桥等知名学者和进步作家撰稿，积极宣传进步思想，主张抗战反对投降。为使刊物更加接地气为普通劳苦大众喜闻乐见，他还专门开辟了读者信箱适时解答民众救亡、生活等方面的问题。

    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无端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位爱国民主人士投入监狱，史称“七君子事件”。为营救七君子，谢六逸在 《国民》 周刊第六期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又是一次笔祸事件，强调他们发表的是抗日救亡言论，没有过分偏激的地方，要求当局将他们无罪释放。此后又连续跟踪报道，及时刊登七君子与敌斗争的消息，最终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得放人。

    回贵阳养病以文反抗强权

    上海沦陷后，谢六逸与报刊同仁辗转先到香港，后随复旦大学西迁重庆。在重庆，他长期身兼数职日夜操劳，终使他难以支撑，不得已辞去大部分教职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贵阳养病。

    回贵阳没多久，他又开始兼任贵阳师院国文系主任、贵州大学教授、文通书局总编辑等职。

    谢六逸在贵阳住了七年，也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七年。茅盾在 《忆谢六逸兄》 中曾写到谢六逸在贵阳的艰难生活：“他神情确有些憔悴，家累太重，他很忙。兼职有五六个之多，每天在马路上奔跑的时间少说也有三个小时。”

    茅盾最后一次与谢六逸见面也是在贵阳，老友重逢百感交集，他们庆幸劫后彼此还能够再次相会，随后又谈起了当下的时局，谢六逸说这里消息闭塞，他询问这场战事还将持续多久，茅盾回答应该不会太久，谢六逸沉吟片刻，操着贵阳口音坦言道：“两三年还可以，再长真有些吃不消。”

    时任贵州省主席杨森是个大军阀，此人反复无常、独断专行。他曾下令锯掉所有靠背椅的椅背，有一年还下令全民穿短衣，并组织宪兵剪衣队在大街上巡逻，发现有穿长衫者就当场剪掉。谢六逸得知后极为愤怒，称这是欺压百姓的天下奇闻，立即撰文反对。杨森看后气得暴跳如雷：“你有笔杆子，老子有枪杆子，咱们看谁厉害！”手下人连忙劝阻：谢六逸是有影响的人物，这样做得不偿失。杨森这才作罢。好友章锡琛对此十分感慨：平常只看到他态度安详沉默寡言，但到了愤怒填膺的时候，真有奋不顾身的气概。

    1945年8月8日，在日本投降的一周前，谢六逸先生在贵阳市因病辞世，殁年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