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那段青春岁月

    ■胡云学

    我出生在60年代末的边远小山村，是家中长子。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一辈子在土里刨食。那时候山区条件差，家里穷得叮当响，有些年份甚至“青黄不接”，揭不开锅。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有时连完整的衣服都穿不上。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山区孩子，都梦想着走出穷山沟，过上好日子。读书是唯一的出路。父母常对我说：“幺幺，要好好读书，将来当‘官’（农村人把国家工作人员俗称‘官’），吃香喝辣的。”虽然不太明白“当官”是什么意思，但我从小就特别用功。

    小学一、二年级是在村里民办小学读的。堂叔用生产队的仓库办了个学堂，两个班二十多个学生，就他一个老师。他教语文、算术，偶尔教唱《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些革命歌曲。课外时间我们玩泥巴、躲猫猫，或者帮家里干农活。我的成绩最好，堂叔经常表扬我，寨子里的人都说我将来有出息。

    三年级时堂叔不教书了，我转到生产大队小学。初中要到区中学读，离我家有十几里山路。初中一个年级两个班，一个班五十多人。那时候能读初中很不容易，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考中师或中专——相当于现在考上重点大学。考上中师就等于端上“铁饭碗”：吃国家粮、有编制、分配工作。

    我们学校在半山腰，门前有条小河，周围是连绵的青山。为了考出好成绩，天没亮就有同学在河边、山坡上读书。经常停电，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学习。打易中学的学风特别好，年年考取中师中专的人数全县第一，附近几个区的家长都把孩子往这儿送。

    我从小就崇拜老师，中考毫不犹豫报了中师。预选上了，到县城参加正式考试。成绩出来，我考了全县第三名！ 这可是我们大队第一个考取中专的，全家都高兴坏了。

    拿到安龙民族师范录取通知书那天，又喜又愁。虽然不交学费，但要交360斤大米来办理粮食迁移的手续。那时候大米金贵，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父母东借西凑，总算凑齐了。上学路费和生活费加起来不到十块钱，是父母攒了一两年的全部积蓄。

    离开那天，全寨人都来送行。二叔送了我一条军裤和一床床单。那条军裤我穿了好久，感觉特别体面。后来寨子里陆续有十多个同学考取中师中专，乡亲们都拿我当榜样。

    去安龙师范报到那天，先走一天山路到望谟县城，第二天再坐六个小时班车。砂石路坑坑洼洼，一路颠簸，尘土飞扬。现在高速公路通了，要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

    师范学校比初中好太多了。高大的教学楼，绿树成荫的校园，跟初中学校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寝室住八个人，七个外县的。大家相处得很好，有好吃的都一起分享。

    中师三年，国家包吃包住，每月还发生活补贴。但男生总想改善伙食。我们凑钱买煤油炉，晚自习后煮面条吃。后来学校禁止，我们就搞“游击战”，派人放哨。周末还去同学家“打牙祭”改善生活。有次偷吃野生菌中毒，全班同学轮流照顾我们，现在想起来都是温暖的回忆。

    师范课程很多，要学二十多门课。除了文化课，还要练普通话、书法、画画、唱歌跳舞。我初中时没学过画画，没想到三年后居然成了特长，实习还得了“优秀”。有两个同学因为美术特别好，被推荐到贵州师范大学读本科，后来成了中师母校的老师。

    毕业时，初中的母校缺老师，我就被分配回去任教。从语文、数学到物理、音乐，几乎什么课都教过。年轻有干劲，教学成绩很好，还多次获得了县委、县政府奖励。后来进修拿到专科、本科文凭，在母校当了十五年老师，从普通教师做到校长，获得县级“优秀校长”、州级“优秀党员”称号。

    2003年调到县城重点中学教高中物理，2007年评上高级教师。2008年开始写新闻、散文，上百篇作品在多家报刊发表、多次获奖，被县内人们公认为“文理双全”之人。

    现在回想起来，在师范的三年是我人生最关键的转折点。那时的中师生，虽然学历不高，但毕业生基本上都是“万金油”老师，为农村教育撑起了一片天。如今我两鬓斑白，但看到当年教过的学生有的当了领导，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像我一样当了老师，心里特别欣慰。

    中师三年，奠定了我一生的基础。那段青春岁月，永远是我最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