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和端午的双向奔赴

湖北秭归县屈原祠。新华社发

龚德全教授讲座现场。

    本报记者 刘钰银

    是先有端午，还是先有屈原？端午节时，我们为什么门上要挂菖蒲艾草，身上要戴香囊？

    为什么屈原和端午实现了双向奔赴？

    我国这么多个民俗节日，从古到今这么多名人伟人，为什么只有屈原一人得以和节日“绑定”？

    ……

    在端午节前夕，贵州民族大学教授龚德全应贵阳孔学堂之邀，带来一场题为《屈原何以不朽？——端午节核心文化符号的构建与民族精神的塑形》的讲座，借用民俗学、文化符号学等学科理论，全面诠释了屈原精神和端午文化，让广大市民和学生深刻地体悟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认识屈原这位大家熟悉的陌生人。

    1 节俗渊源：“恶日”的生存智慧与早期“代言”之争

    在古代，端午被民间视为“恶月恶日”，其原因既有来自季节的严峻挑战，又有阴阳观念的影响，还有社会心理的忌讳。古人认为五月五日阳气极盛达到顶点，盛极必衰，时值仲夏，酷热潮湿，蚊蝇滋生，瘟疫易行。《礼记·月令》：“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金仪元好问 《元遗山集》：“古今俗忌，以五月为恶月，端午为恶日。”因此，端午被古人视为极毒之日。所以，人们在这一天要禳毒避晦、驱邪避崇、祈求安康。

    因此，早期的端午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卫生防疫总动员”和“集体心理疗愈日”。古人的“避毒大作战”其实更多的是一场充满象征的仪式防御体系。

    人们以物的“绿色盾牌”、矿物的“镇宅法宝”、色彩的护身符与香气的结界来实现大作战。从外形上，艾草、菖蒲、兰草 （沐兰汤） 等有点像剑，挂在门上似能驱邪，而五色 （青白红黑黄）丝线则对应着象征金木水火土，色彩在符号学中象征着强大的能力，这意味着人们试图将对应宇宙和谐的力量全部调动起来。其实同理，人们还调动了气味的功效——佩戴香囊，在香囊内装入艾叶、朱砂、雄黄等具有芳香气味和药用价值的中药材，形成芬芳的守护结界。而类归矿物的雄黄酒则由于它本身有毒，人们则利用“以毒驱毒”的功效来驱出蛇虫鼠蚁等。

    在之前的端午，根本没屈原什么事。过端午，只是先民们的智慧，要安全地度过艰难的时期和危险的岁月。

    历史的选择并非一蹴而就，在屈原最终变为端午节的核心符号之前，还有几位重要的“候选人”，他们曾在历史舞台上，与端午节产生过或深或浅的联系。

    而曾与端午“绑定”的，最开始也不是屈原，而是忠烈悲壮的伍子胥在五月五含冤沉江，吴越地区划龙舟的开端就是为了打捞伍子胥的尸体。

    候选人中，还有孝感动天，被后世称为孝女娘娘的曹娥。

    但是，为什么最终是屈原成为和端午节绑定最深、影响最广、时间最长的文化符号，历史是如何偏向屈原的？

    2 历史坐标中的屈原：“非常”之才与悲剧宿命

    司马迁 《史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屈原与楚怀王同姓同宗，政治地位非常高，天然的就站在了楚国政治中心的舞台。

    屈原是杰出政治家，他出身高贵、位居中枢，用龚德全教授的现代翻译，至少“国务委员”级别，“妥妥的核心决策者成员”；他也是锐意改革者，他对内“明法度、举贤能”（健全法制、任人唯贤、打破旧贵族的垄断），对外主张“联齐抗秦”。这正是他擎画的“美政”。

    开始，楚怀王也是很重用屈原，然而，这对君臣CP怎么就有隔阂了呢？

    屈原“非常”之才与“刚直”之性，让他在政治上有洁癖。体现在《离骚》：“固时俗之功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绳墨”比喻规矩、准绳，“追曲”指追求邪曲不正之道，“周容”则指苟合取悦，不顾原则。整句话的意思是，这些人背离了规矩和准则，去追求不正当的道路，把苟合取悦当作处世的准则，这是作者所不齿的。）

    在英明的君主手下，屈原这类人是能有所作为的，但楚怀王生性软弱、好大喜功、没有主见，在身边朝臣挑拨后，楚怀王逐渐觉得屈原太自以为是，于是与屈原产生隔阂。

    正是因为这些大大动了贵族集团奶酪的“美政”，让屈原在朝堂上各种被离间。

    龚德全教授用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讲述了屈原的政治失意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当时屈原负责起草法令制度，每一条屈原都反复琢磨修改，这时，上官大夫欲抢先看稿，但被屈原拒绝。于是上官大夫向楚怀王谗言：“每令一出，辄以示人，曰：‘非我莫能为也。’”（每次写出什么条令，就到处拿给人看，还说，除了我谁也看不懂。）于是，“王怒而疏屈原”。

    虽然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但楚怀王不听，结果，在“商於之地六百里”引发的战争中，楚国大败，怀王悔悟，此时才派出屈原去修好，但为时已晚，楚国的国力已受重创。

    他的悲剧不仅是性格的悲剧，更是那个政治错位的时代的悲剧。

    作为文学巨匠，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是南方长江流域的浪漫主义高峰，没有屈原，中国文学史会黯淡不少，他的作品 《离骚》 《九歌》 《九章》 《天问》，每一篇都是中国文学的瑰宝。

    他早在2000多年前，就世界的本源，在那篇充满理性光芒的 《天问》中，开篇即问宇宙的起源，天地如何形成：“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全诗370多问，从自然现象到历史事件，从神话传说到社会现实，无所不包。问：“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女娲有体，孰制匠之？”闪耀着理性光芒和批判精神。

    在当时古人对天顶礼膜拜的时代，敢于问天，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智慧。

    讲到此，龚德全教授感触：“我们不是仰望星空，我们是在低头看手机。现在为什么我们感觉彼此间越来越不好沟通，就是因为我们活在了信息茧房”。他向当天到场听讲座的大学生们建议，应该像屈原一样，多一些深度思考，多一点仰望星空。

    香草喻品德，其深层含义是政治理想的纯粹与对现实污浊的不妥协。于是，在屈原的诗歌中不断反复出现兰、蕙、芷、荃等各种香草，不仅仅是植物更是他精神直接的象征符号，代表着他对纯洁、美好、理想的极致追求。

    这种追求极致，是他伟大人格的体现，也是他政治悲剧的催化剂。

    屈原政治理想的纯粹与对现实污浊的不妥协，既是他的伟大人格，也是政治悲剧，屈原忠而被谤、求索殉国的悲壮一生，既是充满张力的“故事”原型，其爱国、高洁与不屈精神，又持续引爆后人的“情感”共鸣。

    屈原的悲剧，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他的“非常”之才，让他脱颖而出，也让他成为众矢之的。他的刚直性格，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成为了“双刃剑”。他的“美政”理想，与腐朽的现实形成巨大的鸿沟。楚怀王、顷襄王的昏聩，以及朝中小人的排挤，以及楚国国策的摇摆失误，是时代悲剧。

    楚国都城郢都陷落，理想破灭，屈原以身殉道。而屈原殉道的日子，并非五月初五。他的死不是懦弱，而是最决绝的抗争。是个人悲剧的极致。

    所以，即屈原身上具有不朽的“故事源”，为后世提供丰富的再创作素材。而他与生俱来的“情感能量场”则因人格与命运强烈唤起集体情感，具备了凝聚文化的向心力。屈原的悲壮一生，既是充满张力的“故事”原型，其爱国、高洁与不屈精神，又持续引爆后人的“情感”共鸣。

    3 符号的“建构”：屈原形象的历代重塑与神话之路

    在通过官方叙事与文人精神的“奠基”与“投射”后，屈原的形象更加丰满和高大。

    汉代是屈原忠臣楷模初步定型的阶段。司马迁在 《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 中写到：“其志洁，其行廉”。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个体意识觉醒，文人开始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屈原身上。屈原的形象开始从单纯的“忠臣”向更具普遍性的“才士”和“悲剧英雄”拓展。刘勰的 《文心雕龙·辨骚》：“才高数倍，气迈词王”。屈原成了文人的风骨象征。

    唐宋两代，国家常面临内忧外患，尤其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被反复强调和歌颂。口传文学与地方传说对屈原进行了丰富与神化，屈原也获得了人们的同情与崇拜。李白：“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李商隐：“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而通过口传文学与地方传说的丰富与神话，在楚地及周边地区，关于屈原的传说故事层出不穷，在民俗学中，是典型的“人物神化”现象，即通过赋予历史人物超自然能力或神圣品格，来表达民众的敬仰和期盼。

    同时，民众普遍具有“同情弱者”和“英雄崇拜”的心理。屈原的悲惨遭遇激发了人们的广泛同情；而他宁死不屈、坚持理想的精神又满足了民众对英雄现象的崇拜。

    这是民间记忆的“选择”与“吸附”。这种朴素的情感，是屈原形象深入民心的重要基础。

    而郭沫若将其称为“人民诗人”“反封建斗士”，鲁迅“中国最早的伟大诗人”、闻一多“中华民族精神的化身”等近现代大咖的再解读，更赋予了屈原多重身份。

    将屈原与端午节直接联系起来，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是官方引导、文人倡导与民间附会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合力的结果。屈原形象的“建构”，使得屈原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升华为一个具有忠诚、爱国、求索、高洁、批判、创造等多重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于是，这个被精心“构建”起来的屈原符号，是如此的强大而富有魅力，以至于当它与同样有着深厚民俗基础的端午节相遇时，一场精彩的“双向奔赴”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4 节日的“奔赴”：端午节习俗与屈原精神的双向融合

    龙舟竞渡、吃粽子、佩香囊、挂艾草菖蒲、饮雄黄酒等习俗与屈原相遇，就产生了奇妙的“意义转向”。

    龙舟竞渡从图腾崇拜变成了打捞忠魂，吃粽子从时令食品变成了饱含敬爱的投江喂鱼，而菖蒲艾草等则从辟邪禳灾变成了敬仰高洁品格和驱逐邪恶势力……对屈原情感上的共鸣，是二者能够“奔赴”成功的最根本动力。

    端午节“选择”并“吸纳”屈原精神符号，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得以提升，生命力得以增强，端午节也为屈原精神传承提供了载体。

    屈原与端午节的这场“双向奔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非常成功的“IP植入”和“品牌升级”。它将一个古老的节日焕发了新生，也让一个伟大的灵魂获得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