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路上，感恩有您！
■杨旭
一
我小学的第一位班主任老师是赵文忠。是这位老师让我从放牛娃变成了一个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我一直没能读上书，整天上山放牛。
1984年，那年我10岁，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开始实施。记得那是学校开学时候的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一家人吃过夜饭就坐在院子里乘凉。赵文忠老师来到我家，和我父亲谈起了孩子上学的事。
“没有满12岁的孩子一定要送到学校读书，已经满了12岁的就在寨子上读夜校，否则家长是要违背国家义务教育法的，要追究责任。”于是我就因为没有到12岁，从而得以进了校园，而我的二姐只大我一岁，只有11岁，被“聪明”（其实是无奈）的父亲谎报了出生年月而进了夜校，可惜夜校没有长期办下去，导致二姐至今也认不了多少字。
那时候，山里夜间喜欢放电影，村里利用这个机会把群众集中起来讲一些国家的政策和地方上的村规民约。我们小孩子些很感兴趣，每天晚上跟着哥哥姐姐些提着挂灯到处跑，有时候挂灯熄灭了，看着月光下路上白晃晃的水塘，疑是石板，猛地踩下去，溅得满身泥水。有一次由于头晚看了大整晚的电影，早上上学迟到了，来到教室门口不敢进教室。赵老师就问“昨晚放的是什么电影？”教室里一片哄笑，有学生故意取笑，把《南征北战》说成是“男的不干”，把《大渡河》说成是“大肚婆”。取笑过后，赵老师把我喊到办公室，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应该知道你能读书是多么的幸运”。那一次，我哭了，哭得很伤心，从那以后，我从来没有迟到过，并且读书很用功，成绩一直不错。
后来我也成了一个代课教师，在老家扶阳古城遗址旁边的村完小上课。那时候赵老师还没有退休，也在这里负责学校的账务和上学前班的课，于是我们每天又得以一起去学校、一起参加开会、一起做好学校的事、一起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讲的话题与原来已经不一样，他时常给我打气“不要认为代课没有出路，干什么事都要持之以恒，总会有结果的”。后来赵老师的话对我很是起了作用，做了18年的代课教师，我终于赶上了代课教师转正的最末一班车，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老师。
两年前，赵老师退休了，我调到了镇里的党建办工作，我们除了逢年过节相聚叙叙外，偶尔在电话上聊聊。每年教师节，我都会送上祝福：赵老师，身体安好！
二
从四年级开始，我就一直跟随杨秀才和谭绍友两位老师辗转求学读完了小学。他们两位老师，也是我小学高年级时段的班主任。那几年，由于地方公办学校师资的欠缺，好多学校教学质量不高，导致学生流失。我所就读的朝阳小学仅仅只有几个学生，学校面临解散的危险。这个时候，山里到处办私学，家长们认为私学老师比公办老师责任心要强，因为他们要靠教学质量来求得学校的生存。
杨秀才老师是七七届思南师范毕业的，曾经在龙溪乡中学教过书，由于结婚没有请假耽搁了课，就被“下”了，后来一直在老家“躬耕于南阳”。谭绍友老师则是高中毕业的落榜青年，一直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的谭绍友就因为高考迟到被监考官拒之考场门外而与大学失之交臂。他们两位老师都是被当地群众认为被社会淹没了的“人才”。1988年，他们看到山村孩子求学难的现状，决定合伙开办一所私塾，为了不让当地公办学校老师们有意见，他们把学校设在了另外一个乡的山村里。
是他们两位老师的热心，让我跟他们一起住、一起吃、一起睡，课堂上课堂外，随时随地教我读书写字，使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有一点让我至今难以忘却的是，他们两位老师都对文学有着偏爱，天天要求我写日记，虽然那时候写的日记都是一些流水账似的口水话，但是总能看到两位老师给我写下的“语句通顺、内容具体”的肯定评语，让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爱写的习惯，并且一直坚持每天写一点。准确地说，我酷爱文学，是他们给我培养的兴趣。
那是读六年级时候的事，一直以来，我在班上语文成绩都是第一名，于是骄傲的情绪很重，以为我就是厉害，没有人能比得过我。一次上晚自习，同学们就在教室里做作业，谭绍友老师坐在教台上改我们白天考试的语文试卷。只见他突然把红笔放在讲座上，很不高兴地说：“杨东升，你这次的作文写得最差，虽然没有跑题，可是你的内容太简单，一点新意都没有。骄傲情绪太重，你以为你就是‘老大’。”当时，我埋着头，不敢说话。结果，我的分数比其他几个同学都要低。虚荣心受到了惩罚，我心里很难过，伤伤心心哭了一场，事后，谭绍友老师告诫我：人，就是不能骄傲，骄傲是要落后的，再说你写的作文总是停留在简简单单叙事的基础上，选材没有新意。
正是有了谭绍友老师的忠告，我在日记中下定决心要求上进，还写了一句很幽默的话“是谁家的黄毛丫头把我的第一名夺去了，敢爬到我头上拉神屎，我很不甘心”（当时考了第一名的是个女生，现在想起来还真觉得搞笑）。那时候小学生的日记老师是要批阅的，谭绍友在日记后面对我说：那就看你的了，我等着你下次的好成绩。
就是那一次，谭绍友老师改掉了我骄傲自满的缺点，让我深深知道，骄傲就意味着落后，在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我一直很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