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质夫：建立乡村师范教育体系

之十五

安放在榕江一中的黄质夫先生铜像。

民国时期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校庆。

    黄质夫 （1896年-1963年），江苏仪征人。他是中国乡村教育先驱之一，抗战时期，创办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并担任首任校长，建立了独特的乡村师范教育体系，系统的教育方略和富于实践意义的教学模式，曾在中国教育发展史特别是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史上起到过积极的倡导、示范作用，对贵州的教育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1  提出“教育应面向乡村”理念

    黄质夫，原名同义，以字“质夫”行世。民国二年 （1913年），黄质夫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被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录取。五师毕业后，黄质夫留校任附属小学教员。两年后又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农艺系，1921年改为国立东南大学。

    1924年黄质夫毕业后，即投身于乡村师范教育事业。到苏北高邮市界首镇创办界首乡村师范学校。他认为“中国民众以乡村人民为多数，而不识字的人也是乡村人民最多，因此，教育必须面向全国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乡村”。1927年夏，黄质夫调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南京中学乡村师范科主任；1931年，应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道藩的聘请，担任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校长，近8个月时间，增建新校舍，选聘新教师，增设简师班，增收近百名新生。1932年乡村师范科正式独立，为江苏省立栖霞乡村师范学校，黄质夫继续担任校长。

    1937年，黄质夫踏上流亡的道路，随后在汉口任战时员生收容所所长。

    2  贵州办学主张生活即教育

    1938年初，教育部集中流亡在武汉、长沙、南昌等地的师生，内迁到贵州铜仁创设国立第三中学（国立贵州临时中学，国立贵州中学）。黄质夫为校务委员。开学后，兼高中部主任。

    1936年3月，贵州省成立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以推进少数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教育师资。首任校长钱文鹄。校址设在青岩，以两座庙宇作为临时校舍，靠北门的龙泉寺为校本部，镇中心为学生宿舍。第一批学生由各县保送入学，学校发给制服，伙食和书籍。1939年9月，贵州省教育厅电邀黄质夫担任贵州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

    黄质夫到任后，即积极推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育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社会，要求达到“手脑并用，劳心与劳力并用，增进学生健康、使之能适应边疆社会之需要”。他认为：“乡村师范，宜在乡村；边疆师范，宜在边疆，且尤宜在土著同胞聚居之边远县，以培养大量人才，开发和建设山区之经济、文化，是为办学之宗旨。故而我校何须在贵阳省城之郊，况基地狭小，物价日涨，生活维艰，立身安命尚难，何言展事业之宏图耶？”

    于是，刚上任的黄质夫便由榕江侗族学生杨成章带路，“不辞辛劳，不远千里，独步黔南诸县，觅敬业乐群之所。”经龙里、贵定、都匀，越高山至八寨三合，后乘小木船顺都柳江来到榕江、黎平。“两地父老欣然欢迎，悉表热忱支持之情。”经过权衡比较，榕江县政府又成立“拨赠校产委员会”，议定拨赠土地及寺庙、会馆、公祠多处，为校舍住宅用房。而且榕江“航运畅通广西，经济商业活跃，物价远比青岩低廉，人民富裕，民情纯朴，生活无忧。气候尤佳，得天独厚。”与黎平比较，“论天时、地利、人和，黎榕皆善，但如经贸交通，可作校舍屋宇、劳动生产基地而言，则榕城较佳。”最终决定迁往榕江。

    3  乡村学校化学校乡村化

    1940年初，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省立乡村师范学校由贵阳青岩迁至榕江，更名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简称“国师”，由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直接领导。

    榕江县提供“良田百余亩，荒山二十万余亩，作兴业之基地”。学校在西门外建12间两层楼的“力行院”，共22个教室，两个图书室。两湖会馆作为大礼堂和饭厅。学生宿舍在广西会馆、中山公园和西门庵、同善社等处。图书馆在张公祠，藏书万余册。学校范围遍及榕江城内外。在校内开辟球场，是榕江破天荒第一个运动场。

    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开设7个班，有学生390人，其中三年制高师(中师)部2班107人，四年制简师部5班283人。鼎盛时期学生逾1300人，教职工百余人。师范科和简师科的学生的一切费用，在半工半读的收入解决。学生来源除贵州籍学生外，还有湘、桂、川、滇等省学生，少数民族学生近一半，是当年贵州省规模最大的一所师范学校，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师范的代表。

    学校校联为“耕读一堂，得天下英才而教；弦歌四野，树黔南文化之基”。校歌中亦唱道：“树人树木，且耕且读，教育上新贡献。边地拓展，我们的责任先。耐得千锤百炼，才能任重致远。”

    担任国立贵州师范学校首任校长的黄质夫认为，乡村师范生的责任，就是要“救千万村寨的穷，化万万农工的愚，争整个民族的脸”，主张“教、学、做合一”“教育与劳动结合”，提出“乡村学校化，学校乡村化”，立志“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大计，为智勇双全、手脑并用、就业之好汉，建成学校教学理想之园地”。学校提出“且耕且读，自给自足”的口号，实行“半工 （耕） 半读”，设有工厂、农场、林场。下分炊事、木工、理发、筑路、油漆、印刷、缝纫、饲养、园艺、蔬菜等组，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生“在工厂为工人，在农场为农人，在图书馆为学者”。“全校不用工役，举凡校内一切缮写、整洁、消院、警卫、农林、畜牧、工艺与日常生活事项，及学校附近之修路、造林、水利、卫生、社会教育，后方服务，均分组担任”；“每一学生得就其性之所近，担任一组”。榕江的明德路、至善路、格物路、国师路等均为该校利用勤工俭学的人力、物力修建。教师李绍良编写了 《榕江县乡土教材》。学校名师云集，教学质量十分优异，学生的各科及格率可达90%。

    4  前赴后继为民族地区培养人才

    1941年，贵州省举行中学作文比赛，初中组第一、二名，都是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的学生。除完成课时任务外，还举办作文、数学、讲演等比赛，和文体方面的文娱晚会、纪念会，以及田径、球类比赛。

    黄质夫说：“时值非常，地在边隙，人力财力两形缺乏，吾全校师生能排除万难，将点滴血汗所集之资，不自享而建校，高风亮节，足使贪欲儒立。”农村、工厂的劳动成果全归学校和学生享用，不仅改善了师生生活，还在校门口开设贩卖部，向当地人供应蔬菜。黄质夫先生说：“今也不仅弦歌有堂，食宿有所，锻炼有场，交通有道，更进而仓有谷，庖有肉，章（障）身有衣，御蚊有帐矣。”

    无论少数民族或汉族学生，毕业后一律回乡服务，大部分为小学教师，一部分在当地民众教育馆或教育行政机关服务。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独特的乡村师范教育体系、富于实践意义的教学模式，曾在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史上起到了积极的倡导、示范作用。

    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据《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1日载：国立广西大学“决迁贵州榕江，并定十一月初复课。”广西大学本地学生疏散回乡，沦陷区学生随校疏散，到达榕江时学生约在五六百人，全校师生及家属约一千来人。在榕江借用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校舍和民房办学。

    1944年秋，黄质夫因病赴重庆医治，由校办工厂厂长赵俊山代理校长。

    1945年8月12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榕江。榕江百姓正准备大举庆祝，不料当天夜间，大雨倾盆。14日，山洪暴发，特大水灾几乎淹没全城。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损失惨重，“力行院”片瓦不存，房舍半数冲毁，校具、图书等荡然无遗，农场亦告绝收。广西大学的图书仪器等也损失殆尽，无法再留在榕江，便于9月起分批迁回广西。10月，汉民中学等陆续迁回广西。广西大学在榕江虽只有一年时间，其对榕江产生过较深远的影响。

    灾后，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仍决定留在榕江。当时的贵州省教育厅科长、大夏大学总务长梁瓯第接任校长，偕助手许绍桂来到榕江。梁瓯第他们设法筹措经费，修复校舍，聘请教师，9月即复课。梁瓯第重视少数民族教育，步行两百来里，深入苗寨社会调查。创办两所山寨小学，在车寨创办“村寨教育实验区”，实验村寨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吸收侗家子弟入学。其校歌云：“汉侗原是一家，大家同学习；村寨同属国土，大家同作息；实验创造劳动，学做主人翁，化边疆为乐土，幸福乃无穷。”到1949年底止，实验区培养出400多个毕业生，其中有不少人后来升入中学、师范、大学。

    1946年下半年，学校由贵州省教育厅接办，改为省立榕江师范学校。梁瓯第调回南京，被委任为新疆国立天山师范学校校长。许绍桂接任校长。学校相应减少了生产劳动时间，强调以学习文化知识为主，至少不低于同年级的中学生。附小作为高年级学生实习基地，使他们确实掌握儿童教育知识和课堂教学技巧。

    近十多年来，江苏省文史委员会、贵州教育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先后出版了 《黄质夫教育文选》、《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研究》、《国立贵州师范文选》 等著作，纪念这位乡村教育家。

    综合天眼新闻、百度百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