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一见倾心　黔中固有宿学

莫友芝画像。

莫友芝书法作品。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贵州独山人，晚清时期贵州著名学者、宋诗派重要成员。是贵州遵义“沙滩文化”及独山“影山文化”的代表人物。作为文化大家，莫友芝在文学、史学、书法、音韵、训诂、版本目录、金石学等众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贵州文化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莫友芝与遵义郑珍并称“西南巨儒”，纵观莫友芝一生治学，最突出者是在书法艺术方面。

    自幼聪慧 感怀父亲教诲

    1811年5月的一天，据说那天是农历初三，在现今贵州省独山县城以北35里外一个叫“兔场”的地方，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街上的莫与俦 （字犹人，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 等书） 先生家顿时喜气逼人，热闹开来，“莫家又添丁了”。

    这个出生的孩子就是后来被《清史稿》誉为“西南大师”的清代学者莫友芝。

    莫友芝，字子偲，号郘亭，紫泉，晚号眲叟。

    莫友芝出生时家有祖母，嫡母，生母及三个兄弟，三个姐姐加一个长嫂，全家共计12口人，有书记载，莫与俦一家“妻贤子孝，兄弟和睦，妯娌达礼”。

    莫友芝出身并不富裕，算得上寒门书香、耕读世家。其家庭和气温馨，居所山林清幽，莫友芝就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莫友芝从小便受到文化熏陶。莫友芝自幼聪慧，三岁就能识字，尤爱书法，若父亲去学院中讲书，三哥莫方芝便在家中照管弟弟习字。莫友芝自幼勤奋练字，据传，他用土红当墨，每天都要练写一定数目的字。

    1823年，莫与俦到遵义学府任教，莫友芝也跟随父亲到遵义求学。

    莫友芝爱好书法，但家中藏书不多，有关书法的古帖更是少之又少，父亲莫与俦便想方设法地托人去外地购书、刻帖，供莫友芝自学。

    时间长了，莫友芝的书法水平开始显现，无论楷、隶、篆书，每字均要临上几百次，叠起来点画皆一一吻合，令人惊叹。平时他还喜欢谈碑论帖，对于汉代的篆刻深有研究，曾写了许多跋尾，说明自己的见解和体会。

    莫友芝的成长和父亲的教导有着很大的关系，父亲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莫友芝的学术导师。遵义学府内有一“棠萌书屋”，莫友芝在书屋学习时结识了比他大5岁的郑珍。在当时提倡朴学，研究学问的严格教育下，他俩常常在一起博览群书，打下了做学问的扎实基础。

    莫友芝通读训诂学名著，饱览经史，1831年，莫友芝20岁便乡试中举，可谓春风得意。

    不过，莫与俦并没有鼓励他“趁热打铁”去参加来年春试，反而要求他继续钻研治学经史。莫友芝选择了听从父亲的建议，“教授府君令置科举业而肆力于许郑之学……极博甄微，寒暑昼夜，穷力搜讨。积五六年，手抄成帙者累一二尺许。”暂置举业，不计功名，苦读书籍，深研书法，为日后莫友芝写经著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多年后忆起这段闭门深造的经历，莫友芝仍十分感怀父亲的教诲：“徒谓华实好，行令根本萎。词语犹在耳，此境那可追。”

    篆书豪放  比肩“书坛冠冕”

    青年时期的莫友芝，两次进京赶考却名落孙山，加之那一期间他又历经寒苦疾病，身上的盘缠已然不足以维持京城的生活，那应该是莫友芝人生中最为低落的阶段。

    莫友芝第三次在京参加春试，候榜期间，有一天在琉璃厂书肆跟翰林院侍读学士曾国藩相遇，初次相识，谈起汉学门径，曾国藩大惊赞叹“黔中固有宿学耶”，两人把酒言欢结交为好友。

    1833年之后，莫友芝多次进京赶考的失败，这让莫友芝心情无比沮丧。

    最终，莫友芝放弃了科举之路，他再一次听从了父亲的教诲，淡名利而多交游，“纵游名山大川，广交海内英儒俊彦。”游历期间，莫友芝在南方结识了大批文人墨客，更与书法大家邓传密、吴熙载、何绍基等人交情甚密，常常有书画往来。莫友芝钟情于金石学、碑学，自然也对篆书、隶书情有独钟。

    莫友芝在旅居江南期间，又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并撰写 《梁石记》 一卷，详细加以论释。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他自己的篆书就是仿照汉代碑头篆刻而成。因此，在当时书法名家中，他自成一体，人称其书“不以姿取容，具有金石气。”圆润婉通，有古雅之势。《清史稿》记载说，他“真行篆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

    莫友芝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凭借一身才华，结识了多方名臣雅士，也因此获得了工作等维系生活的机会。

    1841年，莫友芝父亲莫与俦病逝。次年秋，莫友芝受聘继承其父主讲湘川书院。

    1857年，贵阳知府列书章聘请莫友芝到贵阳府署执教，其时他的六弟莫庭芝在贵阳教私塾，莫友芝和六弟共住，加上东家的敬重，这个时期，莫友芝心情感到很舒畅。因而，那段时间莫友芝频有佳作问世。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当时的书法界常将其与“书坛冠冕”邓石如相提并论。

    莫友芝的篆隶多受邓石如影响，行楷则多学魏晋、颜真卿，书学理论多研究包世臣、阮元等人的书论。

    晚清学者黎庶昌评其书：“分篆高骞，冰斯雄睨”。

    莫友芝的篆书成就杰出，在晚清一众出彩的篆隶书家中另搏出一番天地，从而深受尊重。

    莫友芝爱好收藏，古碑临摹自然必不可少。他的篆书取法李斯、李阳冰，线条流畅浑厚，气势雄厚自然，笔画内敛，得“二李”真谛，同时也深受同时期邓石如书风的影响。

    近代学者沙孟海的 《近三百年书学》中有言：“学邓石如篆书的，莫友芝最好”，各个时代的学者对此亦持有相同的意见。邓石如的篆书洒脱豪放，别具奇趣，而莫友芝书风相较起邓石如的不拘一格，更为含蓄内敛，正是其谦和性格的写照。

    保护遗产 作品限制出境

    莫友芝在书法上已经很有名声的时候，偏远的贵州仍然荒凉，汉学研究尚未成风，书法的传入更是少见。

    莫友芝常常会想起自己幼年时求学艰辛，他所学到的知识远远比旁人来得不容易，这也就解释了他常常散尽家财求古书名帖的原因。

    莫友芝会用心将收集到的碑刻、古籍统统收藏起来，其居所“影山草堂”也因此成为了巨大的学术宝库，无论是秦汉晋唐的古籍，还是隋唐宋元的金石书画、碑刻，他全部纳入藏屋，惠及后人，成为名噪一时的收藏大家。

    1871年秋莫友芝赴扬州寻访古籍，船至兴化，感冒风寒，医药不治，遂于9月14日未时卒于木舟之上，享年61岁。

    回望莫友芝一生，他无论遭受到何种打击，总能以平淡心态面对风雨变幻。虽出生在学习机会极少的贵州，却能有如此高的文学艺术成就，就连曾国藩初见他时也曾惊叹：“黔中固有此宿学耶！”莫友芝去世之后，曾国藩为其书一挽联，率数百人前去吊唁：“京华一见便倾心……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魂。”

    “秦人小篆能容墨，汉代碑头不见锋；想是《说文》遵宋刻，读书万卷气从容。”这是现代学者、古籍校勘家、书法家、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张宗祥《论书绝句——评莫友芝书法》 中的诗句。

    沙孟海先生在其《近三百年书学》一文中评道：“学邓石如篆书的莫友芝最好，赵之谦、吴熙载其次”。

    浙江美术学院教授陈振濂先生对其书评道：“贵州曾出了一个莫友芝，其作品精到之处，不在赵之谦、杨守敬、张裕钊之下而或有胜之”。

    在现当代书法和篆刻名家中，姚华、陈子奋、王朝瑞均受过莫友芝书风影响。

    不同时代的学者、这样高规格的书家，如此异口同声的盛赞，可见莫友芝的书法成就决非浪得虚名。民国八年上海有正书局曾有 《莫友芝真草隶篆墨迹》 出版发行，并多次再版。

    莫友芝在学术和书法上多方面的成就，形成独具一格的影山文化，对贵州文化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与遵义郑珍并称“西南巨儒”，张裕钊曾亲自执笔其墓志铭。

    新中国成立后，莫友芝书法作品在多个时期都有成交记录，显示了其在书法艺术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为保护文化遗产，国家文化部公布，1795年至1949年著名书法家精品和各时期代表作不准出境者共193人，莫友芝名列其中，贵州仅此一人，进一步证明了其在书法艺术上的独特价值和地位。